二战结束时，华盛顿大学的中国研究部有不少世界第一流的学子着，他们计划出版一套汉代研究丛书。其中，《汉代农业》原本是请哈佛执教的杨联陞来写，后因健康问题取消，丛书主持人随请许倬云来写。这本书的撰写，离不开两点：一是匹兹堡大学历史系每两周一次的聚会，二是对于大量历史资料的梳理。从撰写到成稿花费四年（1970-1974），离不开同事之间的相互讨论。从成稿到出版又是四年（1974-1978），主要是大家对文中若干观点存有差异，相互之间反复辩诘导致。
这本书强调了中国之所以发展精耕细作农业为基调的经济，关键性的转折点在于汉武帝时代，汉代农业在整个中国经济发展中具有特殊的地位。本来，在战国末期至汉初，中国经济以城市化和商品化为动力，已经出现了相当发达的工商业。汉承秦制，文官权力不断增强，这些儒生或游士缺乏权力基础，为取得与皇权的长久共存，遂协助/诱导/游说皇权打击商人（杨可告缗，商人/资本家也是一种权力的存在，具有很大的权力，有颠覆皇权的潜力），抑制城市财富，从而使居于城市的商业和生产事业转入居于农村的”农舍小工业”，同时农业也获得了非农生产的收益，也使农村劳动力不致有季节性的劳逸不均。重农抑商的政策在随后的历朝历代被严格继承下来，中国经济的重心也一直以乡村为根基。
当然，农业经济必须依赖非农生产和市场交换。既然城市工商业被抑制，农业就必须与农舍手工业配套，由此形成农工结合现象。重农抑商的政策导致工商业被抑制，农业发展形成的积累无去处，就被用来买地，由此形成了封建社会土地的地主所有制。虽然是地主所有制，但与西方的庄园经济存在很大区别。由于中国人多地少格局，绝大部分兼并来的土地分割开来租给以家庭为单位的佃农来耕种，而非蓄奴生产。
翻看相关文章，对此事也有不同理解。如出现杨可告缗的根本原因不是皇权惧怕商人阶层，而是汉武帝打仗多年后国库亏空，亟需有人填补，于是富贾商人就被盯上了。无论如何，富商阶层是惧怕皇权的，不敢扩大财富积累。另外还有一个结果影响至今：不论中国的商人如何富，心里都抹不去权力覆盖在头上的阴影：不论自己怎么奋斗积累财富，最后随时都可能只凭朝廷一纸查抄令就化为他人所有。中国的商人阶级缺乏安全感的原因都藏在历史里了，他们要么夹着尾巴做人，要么花钱捐官，要么供子弟科举，要么就早早转移资产到海外。
中国古代重农抑商的制度导致工商业和科学技术始终没有大的进步，所以始终突破不了马尔萨斯陷阱，每隔两三百年就来一次朝代更迭，最终在西方英国工业革命后与欧洲大分流，开启悲剧的近代社会被迫转变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