雖然危機未必能避免，但是危機可能化為轉機，關鍵在於復原力。
理論主要歷經四個發展階段，包括因子、歷程、運作機轉及多元分析層次。
未來展望可結合「歷程」與華人、雙元觀點進行脈絡化的觀點進行研究。
本文主要關注文化脈絡，復原力，並提出研究建議，華人、雙元結合納入。
老子所撰寫的《道德經》〈第五十八章〉有言:「禍兮福之所倚，福兮禍之所伏」，韓 非子將「禍兮福之所倚」詮釋為:「人有禍則心畏恐，心畏恐則行端直，行端直則思慮熟， 思慮熟則得事理，行端直則無禍害，無禍害則盡天年，得事理則必成功，盡天年則全而壽，必成功則富與貴，全壽富貴之謂福。而福本於有禍，故曰:『禍兮福之所倚。』以成其 功也《韓非子 ‧ 解老》(賴炎元、傅武光，2007)。」也就是說:「災禍的裡面隱藏著幸福(余培林，1994，p. 323)」。華人社群中耳熟能詳的「塞翁失馬，焉知非福」故事，出自《淮南子‧人間訓》(呂凱，1987 )，則可視為民間版的「禍兮福之所倚」之闡述 。
老子《道德經》〈第五十八章〉:「禍兮福之所倚，福兮禍之所伏」，其「禍兮福之所倚」意指災禍的裡面隱藏著幸福(余培林，1994，p. 323)」，像是俗語說的「塞翁失馬，焉知非福」。整句的意涵深遠，如同禍福共生相依，或也可詮釋為得失之間的權衡取捨。
「危機要如何變成轉機」、「憂患意識如何促發正向發展」，這兩個問題的答案，可從心理的「復原力」(resilience)探尋。
後設分析復原力理論目前有四個主要發展(Richardson, 2002; Bolton et al., 2017)。
復原力是在 1982 年由 Werner 提出，經歷經濟與家庭困境卻適應良好的孩子通常具有某些特質以及家庭、社區的保護因子(Werner, 1995)
關注個別復原力素質(resilient qualities)(Richardson, 2002) ，
復原力是指個人所具有的特質，可以讓人在逆境中茁壯成長(Connor & Davidson, 2003)。
主要涉及三個主要環節:即便置身險境卻依然展現良好發展、置身壓力之下的堅韌能力、從創傷中回復(Werner, 1995)。
理論透過風險因子(risk factors)、保護因子(protective factors)和脆弱因子(vulnerability factors)三群建構，解釋在困境的緩衝效果(buffer effect)(Bolton, et. al., 2017; Richardson, 2002)。
| ### 脆弱因子(譬如：心理控制、行為控制壓力、害羞等)、保護因子(譬如：溝通、正向個人特質、參與社團、獎勵、機構依附)之中均分別有個人內在及外在層次，譬如機構依附可能是學校依附，若運用在政治學領域，政黨依附是否也可能是保護因子？ |
Garmezy的研究主要針對哪些特質或資源能夠幫助面臨高度心理違常風險的孩子維持心理健康(Masten & Tellegen, 2012)。
Rutter研究在童年歷經虐待的孩子有某些特質幫助他們沒有心理違常(Collishaw, Pickles, Messer, Rutter, Shearer, & Maughan, 2007)
定義「在強大逆境中展開多樣性正向調適的動態歷程(p. 543)」(Luthar, Cicchetti & Becker, 2000)
焦點在復原力歷程(resiliency process)， 詮釋人如何獲得保護因子、運作歷程中斷與再整合的歷程。
持續變化的、動態的、互動的歷程，牽動著風險機制(risk mechanisms，對應脆弱因子)、保護機制(protective mechanisms，對應保護因子)和風險環境(risk setting，對應風險因子)(Bolton, et. al., 2017; Richardson, 2002)。
探究個人或群體的內在動機驅力，以及創造有助於啟動與運用該驅力的經驗(Richardson, 2002, p. 308)
一種因應逆境、 改變或機會的歷程，可以產生認同、防禦，滋養復原力素質或保護因子(Richardson, 2002, p. 308)
「一個協助個人導引或維持個人正向適應與發展的機制(Bolton, et. al., 2017, P. 7)」
各種預防性或介入性復原力方案，用以提升個人內在保護歷程 以及外在資源運用(Bolton, et. al., 2017)。
Bolton 等人(2017)則將現階段的復原力研究與理論稱之為第四波的多元層次分析 (multilevel analysis)。先前的復原力研究與理論多著眼於個人層次，然則，現在的探究趨 勢包括:
從細胞、神經層次探討復原力的生化機制(Bolton, et. al., 2017)，
從關係層次探討復原力如何札根於關係中的互動連結(Afifi, Merrill, & Davis, 2016)，
從家庭層次探討 家庭如何作為一個展現復原力的主體(Amatea, Smith-Adcock, & Villares, 2006; Benzies & Mychasiuk, 2009; Saltzman, Pynoos, Lester, Layne, & Beardslee, 2013; Walsh, 2003)，
從社區層次探討社區作為復原力的主體(Maggi, Roberts, MacLennan, & D’Angiulli, 2011)。
跨領域的特性。教育研究領域(Schelvisa, Zwetsloot, Bos, & Wiezer, 2014)、犯罪學領域(Ayling, 2009)、 都市研究領域(Ernstson et al., 2010)、商業領域(Sheffi, 2005)、生態學領域(Walker, Holling, Carpenter, & Kinzig, 2004)、工程領域(Jennings, Vugrin, & Belasich, 2013)、資訊科學領域(Smith et al., 2011)等。
尚未結合政治學領域。
復原力定義是指面對壓力源卻展現適應能力，從困難經驗中反彈。
美國心理學會(American Psycho- logical Association, APA, 2014):「復原力是在面對逆境、創傷、悲劇、威脅或重大壓力源，諸如家庭與關係問題、嚴重的健康問題、或職場與財務的問題，卻能展現出適應良好過程的能力，也就是能從困難經驗中反彈回來的能力。」
復原力的四波研究發展，連結個人、系統脈絡層次，也與華人文化脈絡息息相關。
親子的互動一方面可提供愛與支持，另一方面也可能是潛在的壓力源，其中的負向因子可能不利於兒童心理發展(Rutter, 2012; Cui, Morris, Criss, Houltberg, & Silk, 2014; Johnson, Cohen, Chen, Kasen, & Brook, 2006; Perry, Hodges, & Egan, 2001; Wang, Pomerantz, & Chen, 2007)。如何將負向因子轉化為正向適應是屬於「復原力」 概念。
害羞可能對溝通能力與人際關係產生負面影響(Buss, 1986; Evans, 1993; Henderson & Zimbardo, 1998; Jones & Carpentrer, 1986; Miller, 1995)，華人文化比西方人更容易害羞(Zimbardo, 1977; Zimbardo, Pilkonis, & Norward, 1975)。
共依附(codependency)是指，長期在高壓力或功能失調的家庭環境中所發展的一種過度以他人為導向(other-oriented)的人格特質和行為模式(Cretser & Lombardo, 1990; Fuller & Warner, 2000; Morgan, 1991)。
譬如酒精或物質成癮家庭、身心健康不佳、教養方式不當、親子關係不良、婚姻暴力或兒少虐待等高壓力風險情境(Chang, 2012; Cullen & Carr, 1999; Fuller & Warner, 2000; Reyome & Ward, 2007; Reyome, Ward, & Witkiewitz, 2010; Wells, Glickauf-Hughes, & Jones, 1999)。甚至可能被傳遞到下一代(Prest & Protinsky, 1993; Scaturo, Hayes, Sagula, & Walter, 2000)。
心理諮商介入提升「復原力」(Byrne, Edmundson, & Rankin, 2005; Chang, 2012,2016; Edmundson, Byrne, & Rankin, 2000; Loughead, Kelly, & Bartlett-Voigt, 1995)。
接觸偏差同儕會對個人的偏差行為造成影響(Benson & Buehler, 2012; Miller, Loeber, & Hipwell, 2009; Jang & Thornberry, 1998; Trucco, Colder, & Wieczorek, 2011)，
保護因子與復原力息息相關(Pollard & Hawkins, 1999)，用以因應壓力、創傷或逆境經驗所帶 來的負面影響，就易於展現出復原力(Obrist, Pfeiffer & Henley, 2010)。
諮商的核心價值在於助人，化危機為轉機的保護因子是轉化負向經驗為正向適應的「復原力」之道。
身處具有風險或脆弱因子的危機情境，負向經驗如何轉為具有適應性的正向復原力呢?
華人社會比較重視「關係」(黃光國，2009;Hwang, 2012)，特別是家庭脈絡(葉光輝，2017)。
大多資源因子與風險因子是單純的正向或負向效應，但有些卻可能相互抵銷或緩衝，形成雙元性的共存狀態，譬如生涯韌性中透過返復論證所得到的意義建構(Liu, et. al., 2016; Liu, Pai, & Hung, 2016)。
“https://www.easyatm.com.tw/wiki/%E5%BF%83%E7%90%86%E9%9F%8C%E6%80%A7”
面對嚴重威脅，個體的適應與發展仍然良好的現象。對心理韌性的概念，學術界至今還沒有統一的認識， 對心理韌性的研究始於美國，但各國研究者對科學意義上韌性的概念還未取得共識，如何將這個術語翻譯成中文也引起了不少爭論， 台灣學者將其譯為“復原力”， 香港學者譯為“抗逆力”， 大陸學者譯為“心理彈性”、“回復力”、“壓彈”、“復原力”， 韓國的護理學家們則譯為“回復力”、“克服力”、“彈力性”、“強韌性”等。
護理學家Wagnild和Young曾經對成功應對重大挫折的女性被試進行訪談,開發了韌性量表(resiliencescale),這是目前套用得最早、也最廣泛的量表,量表包括情緒指標和認知指標,如個人能力(獨立、自信、決心、策略、忍耐性、控制感、堅持等)、接受自我和生活(包括適應力、靈活、平衡)等。
Block和Kremen編制的自我韌性量表(ER89)也是以成人群體為樣本編制的,一共由14個自呈條目組成,分四級記分,每一條目都涉及個性的某些方面,因題目簡約、題量少而受到歡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