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cialEnterprise
GraceHua
10/29/2021
NPO規模之生存力與政策參與——以北卡羅來納州（NC）為例
摘要
第三部門在COVID-19期間是否積極參與政府紓困計劃？政策參與的型式有何效益？都是了解政府災害治理的角色之重要議題。最新研究顯示，COVID-19紓困政策之選擇與組織規模相關，尤其是微型組織之生存策略連帶社會福利目標，透露社區經濟的市場活動中之公民社會與福利制度相關聯，福利國家的治理在面臨普遍的生物病原危機之際，第三部門所鑲嵌的福利機會可能在社會參與或志願結社之中被孕育。
若大型組織托辣斯使小的組織無法生存，可能將離公民社會愈來愈遠（O’Connell, 1996）。本文為試圖解答這個問題時，首先，以NPO的組織為研究單位，對於NPO不同的組織規模生存力進行分析，接續再研究NPO如何達成社會服務的任務。具體來說，美國在COVID-19大疫病期間，NPO規模在生存力的脈絡中，不同的組織規模，將產生不同的政策參與及福利效應。透過北卡羅來納州策略夥伴關係辦公室和布朗大學政策實驗室針對2020年COVID-19對於NPO影響的全州調查資料為基礎，補充本研究之手動增補生態環境資料，本文從組織生存力途徑分析發現NPO組織規模的收入韌性、勞動力靈活性及承諾成本有所差異，如何選擇PPP或是EIDL的政策參與模式也不相同。
此外，本文進一步透過福利效應的觀點，試圖考察組織規模生存能力所連結的福利機會有顯著差異，小型或是無聘任員工的NPO生存力比較強，但是，即使組織規模有營運管理上的差異，大多數身處於社區或地方之中的NPO仍然選擇持續努力提供比以往更多的社會服務，甚至是新興的社會需求，無形之中替補了政府尚未能提供的公共福利社會改變。在COVID-19中所意涵的福利機會是NPO比較獨特的，換言之，NPO如何決策及如何選擇參與政府紓困計畫，會受到組織規模的生存力所影響，隱含了組織的內生因素及組織間的異質性都可能在面臨COVID-19時所受的衝擊不盡相同。
有些研究指出在COVID-19期間的美國政府中小企業管理局（SBA）提供企業的紓困計畫是無效的，也有研究則認為能有效的解決組織困境。SBA對於NPO同樣也分別提出PPP及EIDL的紓困計畫，目前尚未有針對NPO相關議題的研究產生。本文相信，組織面對危機時應該會有尋求生存的意志，並且會依照這個邏輯選擇對自己最適合的解決方案。從研究者的立場，願能在此時此刻提供現況分析及未來建議。
關鍵字：NPO生存力、政策參與、福利機會、COVID-19
Abstract
According to statistics from the US NPO Feeding America, 50 million Americans suffer from hunger due to the impact of COVID-19. Our research data also found that some NPOs said that food relief is the most needed. Although NPOs are also difficult of the pandemic, the demand for social services at this time may not decrease but increase. How can NPO achieve social goals while seeking survival? If the large organization Torras makes the small organization unable to survive, it may move further and further away from civil society (O’Connell, 1996). This study use NPO as the research unit to analyze the viability of NPO’s different organizational size, and then continue to explore how NPO achieves the task of social service. Specifically, during the COVID-19 pandemic in the America, NPOs are in the context of survivability press, and different organizational size may have different policy participation and welfare effects. Using North Carolina as a case study, this article analyzes the approach to organizational survivability and finds that the income resilience of NPO organization size, labor flexibility, and commitment costs are related, and affect how to choose PPP or EIDL’s policy participation mode. Some studies point out that the rescue plan provided by the U.S. government (SBA) is ineffective, and some studies argue that it can effectively solve organizational dilemmas. SBA also proposed PPP and EIDL rescue plans for NPOs. This article find that organizations should have the will to survive in the face of crises and choose the most suitable solution for them. From the scholar standpoint, we should be provide research analysis and suggestions at this moment.
Key words: NPO surviability, policy participation, welfare opportunities, COVID-19
壹、前言
根據非營利組織賑濟美國（NPO Feeding America）統計受到COVID-19的影響，有5000萬美國人食物不足，比前一年多了近五成。在本研究個案調查資料也有受訪的NPO表示，目前最需要的幫助是提供食物救濟。雖然NPO可能同樣也是大疫病之下的受災者，但是，此時的社會服務需求卻可能不減反增，為什麼有些NPO能夠在求生存之際，又能實現社會目的？
若大型組織托辣斯使小的組織無法生存，可能將離公民社會愈來愈遠（O’Connell, 1996）。本文為試圖解答這個問題時，首先，必須以NPO的組織為研究單位，對於NPO不同的組織規模生存力進行分析，接續再研究NPO如何達成社會服務的任務。具體來說，美國在COVID-19大疫病期間，NPO規模在生存力的脈絡中，不同的組織規模，將產生不同的政策參與及福利效應。透過北卡羅來納州策略夥伴關係辦公室和布朗大學政策實驗室針對2020年COVID-19對於NPO影響的全州調查資料，補充本研究之手動增補生態環境資料，從組織生存策略的觀點或途徑分析，發現NPO組織規模的收入韌性、勞動力彈性及承諾成本有所差異，且如何選擇PPP或是EIDL的政策參與模式也不盡相同。
此外，進一步透過福利效應的觀點，本文試圖考察組織規模生存能力所連結的福利機會有顯著差異，小型或是無聘任員工的NPO的生存力比較強，但是，即使組織規模有營運管理上的差異，大多數身處於社區或地方之中的NPO仍然選擇持續努力提供比以往更多的社會服務，甚至是新興的社會需求，無形之中增補了政府尚未能提供的公共福利的社會改變。在COVID-19中所意涵的福利機會是NPO比較獨特的，換言之，NPO如何決策及如何選擇參與政府紓困計畫，會受到組織規模的生存力所影響，隱含了組織的內生因素及組織之間的異質性都可能在面臨COVID-19時所受的衝擊有所差異。
有些研究指出在COVID-19期間的美國中小企業管理局（SBA）提供企業的紓困計畫是無效的（譬如Chetty et al., 2020; Granja et al., 2020），也有研究則認為能有效的解決組織困境（譬如Bartlett III and Morse, 2020）。根據SBA統計美國中小型或是比較小規模的企業生存與否攸關95%左右的就業人口，對於社會安定顯然有其必要性與重要性，基於非營利第三社會部門的立場與要求，SBA除了提供中小企業紓困計劃，對於NPO同樣也分別提出「薪資保護計劃」(Paycheck Protection Program ，下稱PPP)及「經濟傷害災難貸款計劃」(Economic Injury Disaster Loan Program ，下稱EIDL)的紓困計畫，目前針對中小型規模組織已有少數研究紓困計畫對於生存力的影響及其決策依據，但是尚未有針對NPO與政策連結相關議題的研究產生。
NPO的組織目的通常以提供社會福利需求的公共服務為使命（Wilbur et al, 1994），不過，NPO所處的情境脈絡應與企業差異不大，因此，可師法企業經營管理的精神（Weiner，1990），而策略管理對於組織而言能夠有效地決策以解決困境，有助於組織的生存力（Bryson, 1995），當組織在面臨困境若能積極正面因應時，反而能夠產生改變與創新的機會（Amstrong, 1997; Hall, 1996, 2014; van der Have, R. P., & Rubalcaba, L., 2016），在COVID-19全球大流行的情境下，無論是企業或是NPO同樣都必須面臨生存決策，因此，本文相信，組織面對危機時應該會有尋求生存的意志，並且會依照這個邏輯選擇對組織自身最適合的解決方案。
本文章節安排如下，首先，第二節中回顧NPO規模與生存策略的相關文獻，並借用企業生存力途徑提出本文的觀點及研究假設，接續第三節說明資料來源、抽樣方法及研究變項設計，第四節針對研究問題提供描述統計、交叉分析及迴歸模型等分析結果，最後在第五節總結本文的觀點、主要發現及研究限制。
貳、文獻探討
一、NPO規模與社會性
在美國無論是小型企業或小型NPO都佔了大多數，反映小型組織扮演經濟及社會穩定性的重要角色。小型組織雖然佔了極多數的比例，但是小規模組織的特徵之一是組織間通常有很大的異質性（heterogeneity）（Bartle III and Morse, 2000），NPO或第三部門的異質性亦相當顯著（Salamon, 1992），這種小型組織異質性或多樣性的共同特徵之一可能意味著組織所連結的服務群體或對象也是多樣性分布的。一般而言，組織規模的類型並沒有絕對或統一的標準，從私營部門所統稱的中小企業或小企業，在歐盟或美國還可以再細分為自營工作者、微型企業及小企業。所以小企業的範圍大致包括了自營工作者、聘僱1至5人的微型企業及6至50人的企業。
強調NPO組織規模、政策與生存策略之關係的研究並不多，通常大型組織可能擁有比較豐富的資源，因此在連結政府關係時可能比較被信任（Smith, 2016）。相較之下，小型組織可能由於資源不足，發展和生存可能形成限制（Galaskiewicz & Bielefeld, 1998; Anderson, 2004），而且，當面臨不景氣時，小型組織大多傾向採取裁員、減薪等方式因應（Never & Leon, 2017）。然而，若是企業或組織托辣斯化，並不利於公民社會蓬勃發展（O’Connell, 1996）。
NPO規模大小在組織營運模式、董事會或服務形式等內部運作可能有許多不同。不過，以微型NPO為例，組織之間的差異可能便很大。所以，這種因組織異質性反映出多樣性之外，也意味了背後所服務群體差異性的福利效應。由於COVID-19組織生存力是新興研究，主要探討組織如何應對突如其來的遽變（譬如Bartlett III and Morse, 2020; Humphries, Neilson, and Ulyssa, 2020）。目前尚無對於NPO生存力與政策的相關研究，因此，本文借用企業生存力途徑進行研究，冀望從NPO生存力的視角，探索其背後的福利政策關係。
二、組織生存策略與規模
NPO的組織生存策略經常是與社會脈絡互動下的結果，並且主要受到組織的使命所引導(Weiner, 1990; Neugeboren, 1990; Hall, 1996, 2014）。從組織使命中大多反映了組織對於組織內部、服務對象及社會環境時的態度(Wolf, 1990; Drucker, 1990; Wilbur et al., 1994; Weinbach,1994），也會影響組織如何具體實踐及運作，譬如尋求適配的專業知識與技術（Kotler & Andreasen, 1987），通常使用的管理技術或工具諸如評估組織內生性的與外在情境的SWOT分析(優勢-弱點-機會-威脅分析，strength, weakness, opportunity, and threat)最為普遍(Bryson, 2015; Kotler & Andreasen, 2008；Allison & Kaye, 2011)。
NPO面對外界困境的行動策略反映了組織內的結構配置，譬如人力、財務或管理，組織的行動策略能力影響組織維持生存狀態的平衡(Edward & Eadie, 1994)，這些因素中影響組織內外在的關鍵因素主要為資金對於服務需求的限制(Mcmurtry, Netting & Kettner, 1990)。換言之，資金及社會服務需求這兩個與外部環境連結的因素將決定組織內部的運作機制。不過，在大疫病期間的社會服務增加卻可能來自於環境脈絡，組織顯然必須面對選擇籌資或是減少服務以因應挑戰。
美國政府在COVID-19期間對於企業、NPO從「協助」的角色提供數種紓困計畫，組織是否參與或如何參與則是自主選擇。 從商業部門的觀點，小企業生存的研究發現自營工作者及微型企業由於都必須依賴比較靈活的承諾成本，於是生存策略可能運用收入韌性及填補勞動力彈性不足的缺口來維持生存，並且連帶影響三類小型企業在政府紓困計畫中如何進行生存決策（表1）（Bartlett III and Morse, 2020），非營利部門和私營部門並不相同，而既有策略管理理論建議師法商業或市場邏輯，雖然我們不能確定這種邏輯是否可以直接應用於非營利部門，但是基於COVID-19疫情的普遍性是所有組織所共同面臨的風險社會環境，即組織不僅均須面對內部營運、外部經濟環境的共同難題，也同樣都必須面對服務對象的需求驟變的挑戰，此外，也由於尚未有研究針對NPO組織規模對於紓困政策的研究結果，因而本文試圖參採以營利部門的實證研究做為理論架構進行研究設計上的修訂依據。
- 表1. 紓困計畫與組織規模適用對照表
| 生存能力 | 自雇者 | 微型企業 | 企業 |
|---|---|---|---|
| 策略可行性 | |||
| 收入韌性 | 中等 | 高度 | 中等 |
| 勞動力成本靈活性 | 低度 | 低度 | 高度 |
| 依賴低度/靈活的承諾成本 | 高度 | 高度 | 低度 |
| 小型企業援助計劃： | 自雇者 | 微型企業 | 企業 |
| 程序兼容性 | |||
| 補貼周轉貸款 | X-to- V | V | X-to- V |
| 勞工成本補助金和補貼(PPP) | V | V | X |
| 租賃或債務償還重組補貼 | X | X | V |
（參考來源: Bartlett III and Morse, 2020）
本文認為NPO與企業不同，譬如人力資源部分可能透過志工調節，此外，疫情衝擊之下，NPO的社會服務角色可能反而更被社區民眾所重視，若NPO為了達成使命應該會尋求增加資金來源以持續營運，因此，相對於營利部門，NPO不僅微型組織，可能所有NPO的每個成員可能都具有重要而無法被取代的角色，導致大多數的NPO的勞動力靈活性都可能比較低，因此，相對於無聘任員工的NPO，其他規模都比較傾向選擇申請PPP計畫來補貼要發放工資的資金，形成生存策略方案。
大多數小型組織在面對經濟困境時會採用裁員或減薪的手段以求生存（Never & Leon, 2017），然而在大疫病期間，弱勢群體所需要的服務可能增加，甚至出現超乎預期的新需求，NPO志工形成社會服務的韌性資源，不過志工在疫情期間反而可能成為另一種不確定性的因素，NPO仍將依賴組織聘任人員完成驟然新增的社會服務。小型NPO通常與社區連結很強，也能回應弱勢居民的需求（Anderson, 2004）。從組織生存的立場來看，連結政府部門可以減少倒閉的風險（Wollebaek, 2009）一方面可透過政府資金獲得財務穩定感（Tinkelman & Neely, 2011），另一方面則可促使組織創新適應環境遽變（Bartlett III and Morse, 2020），所以，本文認為相對於無聘任員工的NPO，其他規模也都比較傾向選擇申請EIDL計畫來周轉營運費用或債務，以增加其生存機會。
三、生存與社會服務取捨？
從本研究所利用的美國北卡羅來納州(North Carolina, 下稱NC) NPO個案之調查資料，針對其中的數題開放式問卷中有NPO回報在疫情之下的現況時指出，由於受到社區居民的支持所以使組織能夠支撐沒有倒閉，反映出NPO與社區或群體的連結互動中可能鑲嵌了情感支持，既有研究指出，大災害發生時無法完全依賴政府部門，社區組織有更多與居民直接接觸的機會，扮演關鍵行動者角色，有助於降低傷害與損失(McEntire, 2014)。
COVID-19所帶來的衝擊不僅是生命安全的議題，也由於疫苗尚未有效普及下，使民眾日常生活在高度不確定的風險社會中，而連帶NPO所服務對象的範圍發生改變，在全面性的疫病災害中，可能凸顯原本福利制度的不足。譬如從小企業研究中也發現微型企業及自雇工作者在疫情期間利用PPP以求生存時，其背後所隱含的社會福利效應（Welfare gains）（Bartlett III and Adair Morse, 2020）。這種來自現場即時性的社會需求反而可能促使非營利的社會部門發揮人飢己飢、人溺己溺的精神，本研究從NC的NPO調查資料中發現，即使COVID-19疫情衝擊及威脅NPO生存之際，一些組織不僅未被疫病吞噬，反而增加員工聘雇或志工招募。
NPO或稱第三部門在社會福利國家中所扮演的角色可以補政府部門之不足，特別是在連結社會時比較能減少社會疏離感（Hedley & Smith，1992）。福利效應的機制來自稅制，譬如透過稅基便能產生使少數族裔或女性具有創業激勵因子（SBA, 2018），而且會形成社群外溢的社區活力（Glaeser and Summers, 2018），這種來自於社區關懷的福利因子也許難以用金錢計價，但是善用政策工具，可以減少僵屍形組織或是獨佔性組織（Bartlett III P. and Adair Morse, 2020）。小型NPO可能未必有利於和公部門建立較好的契約關係，但是，反而卻可能是福利改革重要的推手（Alexander et al., 1999）。
福利機會是由經濟學的「機會成本」意涵所延伸。機會成本指在原本的行動方案中所產生的損失，然而本文相信取捨或權衡是一體兩面，譬如，原本NPO應該裁員以獲得更大的生存機會，但是為了繼續社會服務，反而努力尋找替代方案來完成使命，成為有利於公共利益的收獲，特別是在COVID-19大疫病限制空間距離而減少接觸的脈絡中，NPO提供利益相關的弱勢群體創新服務的解決方案（Raeymaeckers & Van Puyvelde,2021）。這種福利效應所產生的機會可能並非所有NPO完全相同，本文認為小型NPO不僅有比較高的生存韌性，連帶也有較高的福利機會。
四、本文論點及假設
在既有文獻及目前來自於COVID-19的NPO前線回報調查資料基礎上，本文試圖探索在大疫病的衝擊下，如何影響NPO的求生策略。本文認為組織規模是重要的因素之一。意味著組織的內生因素可能受組織形式所形塑，反映在收入韌性、勞動力靈活性及承諾成本，並因此與求生策略連結，而以選擇參與紓困計畫顯現出行為結果的代理。
然而，NPO畢竟與企業不同，雖然兩者都是組織形式，但是企業生存力途徑是否適合NPO？換言之，影響NPO生存力的行為決策是否相同？為什麼？本文認為既有文獻之中缺乏了NPO潛在的社會互動面。即在求生存的行為背後則蘊含了NPO獨特的社會性，NPO扮演了連結個人與社區、公共領域的中介角色（Bush, 1992）。因此，本文認為NPO的生存途徑，除了既有的企業生存途徑之外，尚需納入NPO的社會連結性，即NPO必須選擇生存的動力有部分來自於為了實現社區或社群需求。因為唯有努力在困境中求生存，才有更多機會實現幫助他人需求的期待。這可能是一種NPO組織生命力的積極面，未必在企業組織中發生。不過，我們也提醒研究者應審慎再多考驗，因為這份線上電子調查發出約18,000份問卷，回收率約10%，再加上另一個隱性的因素是數位化也有助於社會福利的實現與創新（譬如McNutt & Boland, 1999），即回報的NPO已經都應用數位技術才能完成此項調查，因此，本研究未必沒有系統上偏差的可能性，換言之，我們不確定那些沒有回報的NPO生存力狀況，以及未參與調查是否與這些條件相關。
無論如何，生存力途徑是第一關考驗，在此同時，NPO的挑戰或機會可能來自於被人們所需要。本文認為NPO生存力行為決策既取決於既有生存途徑文獻之外，也受社會需求的使命感所趨使（Bush, 1999; Alexander et al., 1999）。其次，NPO的另一個隱性的與企業差異是適用501（c）（3）的稅制的條件，因而對於NPO成員身份認同未必與企業成員相同。第三，則是志工或是捐獻的替補性顯現危機時的不確定性，使NPO為求生存而必須決定尋求政府經濟支援，以獲得比較穩定的資金來源。 簡而言之，NPO求生時可能不僅止於被動的組織條件，也受到社群服務時利益相關者的互動所連結，加上疫情蔓延的情境是志工或是捐款可能的不確定性感，基於自己的501（501（c）（3）稅賦支持的身分條件下，使NPO更傾向於選擇參與最適合自身生存的紓困計畫，換言之，社會服務可能扮演了中介的角色（圖1），NPO生存途徑的福利效應在自然災害時比較顯而易見，因為在此時此刻的NPO生存研究符合了自然實驗的範式（Audretsch and Donald, 2020）。
- 圖1. . NPO生存力結構
綜上所述，具體而言，本文將依序檢驗以下假設。
假設1，規模愈小的NPO之PPP紓困計畫參與度愈高。
假設2，規模愈大的NPO之EIDL紓困計畫參與度愈高。
假設3，規模愈小，且有新興服務需求的NPO，PPP紓困計畫參與度愈高。
假設4，規模愈大，且有新增服務需求的NPO，EIDL紓困計畫參與度愈高。
參、資料處理及方法
美國NPO雖然享有免稅（tax-exemption）的制度，不過，具有幾個條件才能納入免稅範圍，譬如與使命無關的商業活動或是不能將主要工作置於政治倡議、影響立法的活動。因此，本文研究的對象範圍主要是501（c）（3）項下的NPO。本文採用的數據資料集主要是以NC 策略夥伴辦公室（Office of Strategic Partnerships, OSP）及非營利中心（North Carolina Center for Nonprofits, NCCN）、政策實驗室（PL）的全州NPO調查資料為基礎， 加上本研究以手動方式所蒐集的資料，從美國city-data擷取各市的生態資料，組合為本研究NPO數據資料集。
該調查於2020年9月完成初步分析結果，並全部開放供各界學術研究使用。 本研究依據此份資料為基礎進行手動資料補充生態系統資料。 因此本研究為NPO的微觀調查資料結合宏觀的集體資料，內容涵蓋了COVID-19初期、當下及未來預期的NPO經驗、需求、挑戰與機會。 以下說明本研究依變項、自變項、中介變項及控制變項。
1. 依變項
是否參與PPP計畫、是否參與EIDL計畫，首先，本研究核心關懷是探討NPO規模如何連結生存力的行為決策？本文試圖論證NPO規模所連結的組織收入韌性、勞動力靈活性及承諾成本等因素 （Bartlett III and Morse, 2020），加上社會服務的需求性（Raeymaeckers and Stkjn, 2021），共同影響了NPO的COVID-19生存決策。參與PPP、EIDL兩類紓困計畫可能都可歸為政府資助，不過，其在營運的機制中由於連結了組織規模在COVID-19危機時，如何運用組織內部各項資源以求生存的機制並不相同，並透過組織參與行為決策反映這樣的機制結果，不過，NPO內部管理之探討已超出本文議題範圍，因此，透過本文以組織已做出的決策及行為結果做為代理變項，問卷題目分別如下：A.以下哪項最能描述您對薪資保護計劃的參與？B.以下哪項最能描述您對經濟傷害災難貸款（EIDL）緊急預付款計劃的參與？將變項編碼為二分類變項，將已採取申請行動者編碼為1，未採取行動者編碼為0。
大多數小型組織在面對經濟困境時會採用裁員或減薪的手段以求生存（Never & Leon, 2017），然而在大疫病期間，弱勢群體所需要的服務可能增加，甚至出現超乎預期的新需求，NPO志工形成社會服務的韌性資源，不過志工在疫情期間反而可能成為另一種不確定性的因素，NPO可能依賴組織聘任人員完成驟然新增的社會服務。小型NPO通常與社區連結很強，也能回應弱勢居民的需求 （Anderson, 2004）。從組織生存的立場來看，連結政府部門可以減少倒閉的風險（Wollebaek, 2009）一方面可透過政府資金獲得財務穩定感（Tinkelman & Neely, 2011），另一方面則可促使組織創新適應環境遽變（Bartlett III and Morse, 2020），所以，本文認為相對於無聘任員工的NPO，其他規模也都比較傾向選擇申請EIDL計畫來周轉營運費用或債務，以增加其生存機會。
2. 自變項
從本研究所利用的美國北卡羅來納州（North Carolina, 下稱NC） NPO個案之調查資料，針對其中的數題開放式問卷中有NPO回報在疫情之下的現況時指出，由於受到社區居民的支持所以使組織能夠支撐沒有倒閉，反映出NPO與社區或群體的連結互動中可能鑲嵌了情感支持，既有研究指出，大災害發生時無法完全依賴政府部門，社區組織有更多與居民直接接觸的機會，扮演關鍵行動者角色，有助於降低傷害與損失（McEntire, 2014）。
本研究主要的解釋變項生存力作為生存行為決策的連結關係，由三個構面組合而成，包括： （1）市場部門（收入韌性、勞動力靈活性、承諾成本），社會部門參與及組織特徵。
生存力：收入韌性： A.您的組織過去三個月有以下哪些經歷？
請選擇任何合適的。 B.接下來的六個月，您預計會遇到以下哪些情況？
請選擇任何合適的。 將兩題都有勾選收入損失（Lost revenue）合併為虛擬變數，即疫情初期三個月及未來六個月都有意識的編碼為1，有收入損失壓力意識代表韌性相對於不感到壓力者較低。勞動力靈活性： 您對以下非營利組織有多少工作人員的最佳估計是什麼？ （請填一個數字）
A.COVID-19前，帶薪人員（專職，兼職，合同）；
B.截至今天，帶薪員工（專職，兼職，合同；將A與B兩者相減後的數字編為有序六分類數值變項，數值愈大代表勞動力靈活性愈大。NPO勞動力靈活性與組織內生性有關，譬如組織對於受雇者的福利可能相對比較好，福利可能未必限於薪酬（Chen, Ren & Knoke, 2014）。承諾成本：
A.免費或補貼的用品，行政或員工支持 B. 補償因取消活動或服務而產生的費用 C. 支付員工休假費用的報銷
D. 補助金的靈活性（例如時間表，使用限制） E.遠程辦公培訓和支持，將5題合併為連續形數值變數，值愈大表示承諾成本愈高。
（2）社會部門參與 社會服務需求增加
NPO與企業不同之一在於社區或社群服務的連結（Bush,1992），而在COVID-19危機情境中的社會服務需求增加有利於NPO創新精神（Raeymaeckers& Van Puyvelde,2021）。本文認為，新興社會服務需求增加將連結NPO生存行為決策與組織內生性的生存途徑因素。本文選用的題目如下。
社會服務增加
A.您的組織過去三個月有以下哪些經歷？ 請選擇任何合適的。
B.接下來的六個月，您預計會遇到以下哪些情況？ 請選擇任何合適的。
將兩題任一題有勾選「服務需求增加」者合併為虛擬變數，有「服務增加」者編碼為1，無則編碼為0。
新興社會服務增加， A.問項同上A， B.問項同上B，
將兩題任一題有勾選「新服務需求增加」（Demand for new services）者合併為虛擬變數，有新興服務增加者編碼為1，無則編碼為0。*
（3）組織規模： 您對以下非營利組織有多少工作的最佳估計是什麼？ （請填一個數字） COVID-19前，帶薪人員（專職，兼職，合同）：______
將0人編碼為1（無聘任員工），1-5人編碼為2（微型組織）。6-50人編碼為3（小型組織），51-250人編碼為4（中型組織），250人以上編為5（大型組織）。
3. 控制變項
組織結構、生態環境風險因子、風險意識
組織結構：生存年數、志工規模 （1） 生存年數： 您的組織成為免稅 501（c）（3）實體多久了？ 組織成為免稅501（c）（3）實體已有多長時間了？ 將\[01\]1年以下 \[02\]1至3年 \[03\]4至10年 \[04\]10年以上
志工規模： COVID-19前，志工：______ 將0人編碼為1（無志工組織），1-5人編碼為2（微型志工組織）。6-50人編碼為3（小型志工組織），51-250人編碼為4（中型志工組織），250人以上編為5（大型志工組織）。
- 生態環境風險因子：城市失業率、城市人口、物價指數及城市中位數年齡為代理變數，編碼為連續形數值變數，值愈高風險愈高。
- 風險意識： 如上自變數在大疫病初期、現在及未來均意識到服務及計畫可能中斷 將2題合併為虛擬變數，有風險意識編碼為1，無則編碼為0。
肆、分析結果
一. 描述統計
首先，我們提醒讀者應審慎再多考驗，因為這份線上電子調查發出約18,000份問卷，回收率約10%，再加上另一個隱性的因素是數位化也有助於社會福利的實現與創新（譬如McNutt & Boland, 1999）。
在此環境背景下，NPO如何描述組織的自身處境、因應之道的現況？我們透過下表（表2）中的核心變項加以陳述，包括是否申請PPP紓困計畫、是否申 請EIDL紓困計畫、NPO原本的組織規模、勞動力靈活性、承諾成本、收入韌性、是否在疫情期間服務需求增加、是否在疫情期間有新興服務需求。針對資料分 析將逐步一一檢驗資料的關聯性，並採取交叉檢驗、T檢驗及ANOVA檢驗。表1為本研究核心變項之描述統計。
- 表2. 分析變項摘要
| 變項名稱 | 觀察值 | 平均數 | 標準差 | 最低值 | 最高值 |
|---|---|---|---|---|---|
| 依變 數：是否參與PPP | 1,576 | 0 .513325 | 0 .499981 | 0 | 1 |
| 依變 數：是否參與EIDL | 1,372 | 0 .390671 | 0 .488079 | 0 | 1 |
| 收入韌性低 | 1,772 | 0 .330135 | 0 .470394 | 0 | 1 |
| 勞動力靈活性 | 1,772 | 1 .712754 | 1 .319358 | 1 | 6 |
| 承諾成本 | 1,595 | 4 .194984 | 1 .665647 | 1 | 6 |
| 服務增加 | 1,772 | 0 .549097 | 0 .497724 | 0 | 1 |
| 新興服務 | 1,772 | 0 .441874 | 0.49675 | 0 | 1 |
| 志願社會參與 | 1,772 | 2 .495485 | 1 .504551 | 1 | 6 |
| 服務韌性 | 1,772 | 0 .747178 | 0 .434752 | 0 | 1 |
| 組織規模 | 1,772 | 2 .345372 | 0.94353 | 1 | 5 |
| 經營年齡 | 1,723 | 3 .556007 | 0.75951 | 1 | 4 |
| 志工規模 | 1,772 | 3 .075056 | 1 .021236 | 1 | 5 |
| 人口年齡 | 1,769 | 37.9645 | 6 .390442 | 20.7 | 71.3 |
| 失業率 | 1,766 | 6 .348811 | 1 .895821 | 1.9 | 64.9 |
| 生活指數 | 1,767 | 9 0.87583 | 9 .827771 | 74.5 | 208 |
二、關聯性分析
圖2是當詢問受訪者關於COVID-19對NPO運作有哪些影響時，以可複選6點李克特量表（從強烈不同意到強烈同意）的回應。幾乎所有人（94％）感受到COVID-19極大程度影響了組織運營，包括年度運營預算，組織年齡，員工數量，或是透過不同地理位置、都會化程度之服務於農村，城市/郊區或農村和城市/郊區縣等背景特徵時，情況都是如此，顯見COVID-19的疫情已成為普遍性的影響。
- 圖2. COVID-19之NPO外在威脅感分佈
雖然調查資料中無法取得各NPO組織的實際營運數據，受疫情限制社交距離的影響，此項研究採用線上自填問卷的方式進行，在填答問卷的前置作業中，執行調查單位以電話及電子信函向受訪者聯繫接觸來確認與事後追蹤，自填的回報比較能反映受訪者對於所處情境的感知，換言之，透過回報者的描述性資料能觀察到組織在社區現場情境的集體意識感結果，意涵了組織在社區環境之中所感知到各項威脅與挑戰，透過以上的描述，我們發現最主要的難題是整體營運及資金來源的減少，NPO募款與資金是組織開銷重要基礎，以美國為例，來自個人捐款的約佔NPO財源85％。其餘則可能來自企業、慈善團體、政府或國際，顯然疫情使捐款來源受到改變，然而，即使在困境之中面臨諸多挑戰或威脅，相較之下選擇裁員或是關閉的組織較少。
在此環境背景下，NPO如何描述組織的自身處境、因應之道的現況？我們透過下表(表2)中的核心變項加以陳述，包括是否申請PPP紓困計畫、是否申請EIDL紓困計畫、NPO原本的組織規模、勞動力靈活性、承諾成本、收入韌性、是否在疫情期間服務需求增加、是否在疫情期間有新興服務需求。針對資料分析將逐步一一檢驗資料的關聯性，並採取交叉檢驗、T檢驗及ANOVA檢驗。表1為本研究核心變項之描述統計。
- 表3. 核心變項敘述統計
| 變項 | 編碼 | 次數分配 | 百分比 | |
|---|---|---|---|---|
| 是否申請PPP紓困計畫 | ||||
| 未申請 | 767 | 48.67 | ||
| 已申請 | 809 | 51.33 | ||
| 是否申請EIDL紓困計畫 | ||||
| 未申請 | 836 | 60.93 | ||
| 已申請 | 536 | 39.07 | ||
| NPO規模 | ||||
| 1:0雇員 | 388 | 21.9 | ||
| 2:1-5人/微型組織 | 557 | 31.43 | ||
| 3:6-50/小型組織 | 681 | 38.43 | ||
| 4:51-250/中型組織 | 119 | 6.72 | ||
| 5:250~/大型組織 | 27 | 1.52 | ||
| 勞動力靈活性 | ||||
| 1:0裁員 | 1,156 | 65.24 | ||
| 2:1-5人/微裁員 | 341 | 19.24 | ||
| 3:6-50/小裁員 | 133 | 7.51 | ||
| 4:51-250/中裁員 | 23 | 1.3 | ||
| 5:250~/大裁員 | 8 | 0.45 | ||
| 6:增人 | 111 | 6.26 | ||
| 承諾成本 | ||||
| 1 一點都不重要 | 147 | 9.22 | ||
| 2 低重要性 | 180 | 11.29 | ||
| 3 稍微重要 | 180 | 11.29 | ||
| 4 中等重要 | 280 | 17.55 | ||
| 5 很重要 | 324 | 20.31 | ||
| 6 極其重要 | 484 | 30.34 | ||
| 收入韌性 | ||||
| 0:有收入韌性 | 1,187 | 66.99 | ||
| 1:無韌性 | 585 | 33.01 | ||
| 是否在疫情期間服務需求增加 | ||||
| 沒有 | 799 | 45.09 | ||
| 有 | 973 | 54.91 | ||
| 是否在疫情期間有新興服務需求 | ||||
| 沒有 | 989 | 55.81 | ||
| 有 | 783 | 44.19 |
*說明：
資料來源The North Carolina Office Of Strategic Partnerships And The Policy Lab（2020），類別變項（是否申請PPP紓困計畫、是否申請EIDL紓困計畫、收入韌性、是否在疫情期間服務需求增加、是否在疫情期間有新興服務需求）及順序變項（NPO規模、勞動力靈活性、承諾成本）均以NPO組織為單位之次數分佈與百分比表示。*
表3是以NPO規模對於主要變項之關聯性進行交叉分析及檢定。從初步分析來檢驗類別變項均與組織規模具有關聯性。以無聘僱員工的NPO為例，參與PPP紓困計畫佔其中的1.51%、參與EIDL佔其中19.32%、44.33%具有較低的收入韌性或較高的收入壓力、45.36%在大疫病期間的服務增加、30.41%增加新興服務。觀察其相對於全體平均值而言，在PPP及EIDL的計畫參與中低於全體平均值各49.82%、19.75%。COVID-19使其較低的收入韌性高於全體11.32%，服務增加低於全體11.55%，新興服務低於全體13.78%。其他變項關聯性分析請參附表2，檢定結果都呈現統計顯著性。另外，本文也針對志工規模進行了主要變項的關聯性檢定，結果部分相關性顯著，部分則不顯著。
若我們從NPO生存策略的視角來詮釋表2，發現到在COVID-19下的NPO集體SWOT分析結果，組織規模雖然未必代表組織的優勢，但是可能代表了團隊的概念，是組織之間相對的且較固定的變項特徵，我們從生存策略的SWOT視角將圖2與表2連結進行意義詮釋，發現NPO在COVID-19疫情中所面臨內生性與外在環境交互作用後的集體挑戰與機會，譬如在社區之中的公共服務顯然在疫情期間增加並且發生改變，有新形態但可能與原本業務相關或不相關的服務需求出現，雖然資金來源受到限制，但是可能從政府所提供的且符合組織運作的資金中緩解，然而社會需求的增加可能透過志工不足以完成任務，所以，一些組織增加了團隊成員持續投入，即使，我們從描述性的資料便得到許多資訊，但是，仍必須進一步檢驗、確認以解釋為什麼？即哪些因素影響了組織的行為決策，由於94%的NPO在營運上感受挑戰，譬如87%有資金減少的不安全感，因此，我們以是否選擇參與政府提供的紓困方案做為實證，代表行為決策的結果，並納入與組織屬性相關的變項進行迴歸分析。
- 表4. 組織規模與主要變項關聯性交叉分析及檢定
| NPO規模 | 申請PPP | 申請EIDL | 收入韌性低 | 服務增加 | 新興服務 |
|---|---|---|---|---|---|
| 1:0雇員 | 5 | 57 | 172 | 176 | 118 |
| 1.51% | 19.32% | 44.33% | 45.36% | 30.41% | |
| 2:1-5人/微型NPO | 239 | 183 | 175 | 308 | 246 |
| 48.28% | 42.36% | 31.42% | 55.30% | 44.17% | |
| 3:6-50/小型NPO | 455 | 245 | 198 | 410 | 346 |
| 72.92% | 45.62% | 29.07% | 60.21% | 50.81% | |
| 4:51-250/中型NPO | 92 | 40 | 35 | 64 | 57 |
| 89.32% | 44.44% | 29.41% | 53.78% | 47.90% | |
| 5:250~/大型NPO | 18 | 11 | 5 | 15 | 16 |
| 81.82% | 61.11% | 18.52% | 55.56% | 59.26% | |
| Total | 809 | 536 | 585 | 973 | 783 |
| 51.33% | 39.07% | 33.01% | 54.91% | 44.19% | |
| Pearson χ2 | （4）=515.8235*** | （4）=64.7493*** | （4）=31.1494*** | （4）=22.1026*** | （4）=45.1069*** |
*說明:
1. 卡方檢驗核心自變項與依變項的關聯性，從組織規模分別檢驗是否申請PPP紓困計畫、是否申請EIDL紓困計畫、收入韌性、是否在疫情期間服務需求增加、是否在疫情期間有新興服務需求等類別變項的結果。
2. 觀察值1772，表中呈現為次數、百分比、卡方值、F值及p-value統計顯著性（信賴區間95%顯著水準：***p<0.001,**p<0.01,*p<0.05）。*
從初步分析中發現企業生存力途徑可能適用於NPO的生存，但是，針對社會服務之關聯性亦具有顯著相關。風險社會不應僅止於關心經濟或社會階級面的分配。新興服務的需求乍現，因此，接續針對社會服務在大疫病期間進一步探索，由於COVID-19之NPO生存力為新興研究，既有文獻指NPO具有意涵連結公民社會與福利效應，且反映在社會服務之中，譬如COVID-19疫情期間，平均54.91%的NPO在社區服務之中，由於大疫病何時結束尚未確定，缺乏資料理解服務內容如何流動，但是，本研究以目前資料探索NPO服務對象或稱為利害相關者之一可能的分佈，首先進行服務增加及新興服務與各變項之間的交叉分析以確認關聯性是否存在（針對服務增加與新興服務之交叉分析請見附表4）。
分析結果發現大疫病期間NPO社會服務增加與本研究主要變項之組織規模、參與PPP紓困計畫具有關聯性，但與生存力途徑之關聯性薄弱，譬如承諾成本、勞動力靈活性的相關性較弱，而收入韌性及是否參與EIDL紓困計畫則未呈現顯著相關。初步解釋其原因可能是所增加的社會服務與原先之服務對象之間類型可能類似，雖然可能增加其營運成本負擔，但未必使NPO改變及運作模式或是對生存力造成嚴重壓力感。COVID-19疫情期間新興服務可能使NPO的創新服務模式產生（Raeymaeckers and Van Puyvelde, 2021）。
本研究資料顯示新興的社會服務需求與NPO生存力途徑連結，這些新興的社會服務是什麼？其中服務對象或利益相關者是哪些？換言之，新興社會服務與福利社會的連結意涵著社會需求可能的流動，由於疫情並未到達終點，僅能就目前資料進行探索性分析。透過疫病期間NPO服務對象透過因素分析及斜交轉軸後，初步萃取三個主要類別的因素群體的解釋量達99.63%，透過圖1可檢視三群分佈的樣貌。譬如其中一個分類主要集中在因素1的包括了「出生到5歲的孩子」、「年輕人（18-25）」、「寄養兒童及其家人移民」、「有色人種」、「貧困人口」的服務對象，因素2則集中在「患有慢性疾病（癌症、糖尿病、阿爾茨海默氏症等）的人」、「認知障礙人士」、「肢體殘疾者難民」、「退伍軍人」，因素3則包括了「面臨人口販運風險或已被販運的人」、「遭受家庭暴力的人」「出獄歸來的人」，其中因素1的特徵質或解釋量最高，由於選項是可複選的，因此，這些服務對象的身分可能是多種重疊組合而成的，其中第1群又與新興服務內容有關聯，意味著社會群體可能有新的或衍生的社會需求，而這些服務內容並未柀納入原本的服務範圍內。
- 圖3. NPO新增及新興服務對象因素探索
三、迴歸分析
根據關聯性分析及檢定結果，初步確認本研究之論點成立。但是為求嚴謹了解此論點的關聯性是否存在，則需透過回歸分析進行模型建構與檢驗。本研究依變數屬性為二分類變數，因此本文採用二分勝算對數模型，服從柏努力（Bernoulli）機率分配之二分類變數，估計方式如下。
$$
- 表5. NPO之COVID-19生存二元勝算對數模型（政策參與PPP）
| 依變數：是 否參與PPP | 模型一 | 模型二 | 模型三 | |
|---|---|---|---|---|
| B | SE. | B | SE. | B |
| \[福 利與市場\] | - | - | - | - |
| 收入韌性低 | -1.1 79*** | 0.158 | - | - |
| 承諾成本 |
|
0.045 | - | - |
| 勞動力靈活性 （0裁員） | - | - | - | - |
| 1-5人 /微幅度裁員 | -0 .502** | 0.168 | - | - |
| 6-5 0/小幅度裁員 | -0 .713** | 0.264 | - | - |
| 51-25 0/中幅度裁員 | -0.482 | 0.857 | - | - |
| 250 ~/大幅度裁員 |
-2.440 | 1.492 | - | - |
| 增人 |
|
0.292 | - | - |
| \[福 利與社會\] | - | - | - | - |
| 服務增加 | - | - | -0.118 | 0.145 |
| 新興服務 | - | - | 0 .449** | 0.142 |
| 服務韌性 | - | - | 0 .474** | 0.172 |
| 志願社會參與 （無減少） | - | - | - | - |
| 1-5人 /微幅度減少 | - | - | -0.448 | 0.307 |
| 6-5 0/小幅度減少 | - | - | -0.465 | 0.354 |
| 51-25 0/中幅度減少 | - | - | -0.416 | 0.320 |
| 250 ~/大幅度減少 |
- | - | -0.220 | 0.387 |
| 增加志工 | - | - | 2 .350** | 0.749 |
| \[ 組織特徵\] | - | - | - | - |
| 組織規模 （無聘任） | - | - | - | - |
| 1-5人/微型 | 4.1 57*** | 0.522 | 3.9 17*** | 0.469 |
| 6-50/小型 | 5.0 98*** | 0.529 | 4.6 79*** | 0.472 |
| 51-250/中型 | 6.0 22*** | 0.639 | 5.5 65*** | 0.568 |
| 250~/大型 | 6.2 19*** | 1.225 | 5.0 49*** | 0.806 |
| 經營年齡 （10年以上） | - | - | - | - |
| 1年以內 | -0.101 | 0.657 | -0.452 | 0.671 |
| 1至3年 | -1.0 72*** | 0.298 | -1.2 34*** | 0.292 |
| 4至10年 | -0 .602** | 0.185 | -0.6 80*** | 0.179 |
| 志工規模 （無志工） | - | - | - | - |
| 1-5人/微型 | 0.098 | 0.306 | 0.174 | 0.316 |
| 6-50/小型 | 0.217 | 0.261 | 0.234 | 0.266 |
| 51-250/中型 |
|
0.287 | 0.537+ | 0.318 |
| 250~/大型 | 1 .162** | 0.354 | 0.131 | 0.379 |
| \[ 環境背景\] | - | - | - | - |
| 人口年齡 | -0.005 | 0.012 | -0.001 | 0.012 |
| 失業率 |
|
0.056 |
|
0.054 |
| 生活指數 | 0.010 | 0.010 | 0.015 | 0.009 |
| 截距 | -5.8 13*** | 1.327 | -6.2 15*** | 1.273 |
| 模型資訊： | LR c hi2（22）= 674.99 *** Observ ations=1,426 Pseudo R2=0.3429 |
LR c hi2（23）= 692.10 *** Observ ations=1,501 Pseudo R2=0.3331 |
LR c hi2（30）= 705.85 *** Observ ations=1,426 Pseudo R2=0.3586 |
*+ p < 0.10, * p < 0.05, ** p < 0.01, *** p < 0.001*
- 表6. NPO之COVID-19生存二元勝算對數模型（參與EIDL）
| 依變數：是 否參與EIDL | 模型四 | 模型五 | 模型六 | |
|---|---|---|---|---|
| B | SE. | B | SE. | B |
| \[市場 動態調適\] | - | - | - | - |
| 收入韌性低 | -0.7 63*** | 0.150 | - | - |
| 勞動力靈活性 （0裁員） | - | - | - | - |
| 1-5人 /微幅度裁員 |
|
0.162 | - | - |
| 6-5 0/小幅度裁員 | 0 .713** | 0.248 | - | - |
| 51-25 0/中幅度裁員 |
|
0.613 | - | - |
| 250 ~/大幅度裁員 |
0.510 | 1.108 | - | - |
| 增人 | 0.273 | 0.260 | - | - |
| 承諾成本 | 0.2 20*** | 0.041 | - | - |
| \[社會 動態調適\] | - | - | - | - |
| 服務增加 | - | - | -0.097 | 0.133 |
| 新興服務 | - | - | 0.145 | 0.130 |
| 志願社會參與 （無減少） | - | - | - | - |
| 1-5人 /微幅度減少 | - | - | 0.380+ | 0.222 |
| 6-5 0/小幅度減少 | - | - | 0 .500** | 0.172 |
| 51-25 0/中幅度減少 | - | - | 0 .719** | 0.255 |
| 250 ~/大幅度減少 |
- | - | 1 .022** | 0.396 |
| 增加志工 | - | - | 0.414 | 0.265 |
| 服務韌性 | - | - | 0 .420** | 0.163 |
| \[ 組織特徵\] | - | - | - | - |
| 組織規模 （無聘任） | - | - | - | - |
| 1-5人/微型 | 0.9 92*** | 0.217 | 1.2 78*** | 0.205 |
| 6-50/小型 | 1.1 63*** | 0.232 | 1.4 92*** | 0.216 |
| 51-250/中型 |
|
0.338 | 1.5 71*** | 0.301 |
| 250~/大型 | 1.160 | 0.715 | 2.3 10*** | 0.550 |
| 經營年齡 （10年以上） | - | - | - | - |
| 1年以內 | 0.743 | 0.473 |
|
0.455 |
| 1至3年 | 1.0 17*** | 0.243 | 1.0 98*** | 0.236 |
| 4至10年 |
|
0.181 | 0 .488** | 0.172 |
| 志工規模 （無志工） | - | - | - | - |
| 1-5人/微型 | 0.184 | 0.303 | 0.402 | 0.305 |
| 6-50/小型 | 0.170 | 0.265 | 0.171 | 0.269 |
| 51-250/中型 | 0.298 | 0.281 | 0.179 | 0.313 |
| 250~/大型 | 0.008 | 0.316 | -0.487 | 0.383 |
| \[ 環境背景\] | - | - | - | - |
| 人口年齡 | 0.011 | 0.011 | 0.006 | 0.010 |
| 失業率 | 0.031 | 0.039 | 0.045 | 0.042 |
| 生活指數 | 0.009 | 0.008 | 0.004 | 0.008 |
| 截距 | -3.9 67*** | 1.068 | -3.4 98*** | 1.026 |
| 模型資訊： | LR c hi2（22）= 170.40 *** Observ ations=1,245 Pseudo R2=0.1013 |
LR c hi2（23）= 139.37 *** Observ ations=1,312 Pseudo R2=0.0793 |
LR c hi2（30）= 177.57 *** Observ ations=1,245 Pseudo R2=0. 0.1055 |
*+ p < 0.10, * p < 0.05, ** p < 0.01, *** p < 0.001*
NPO市場化是否反映政府失靈或市場失靈背後所意涵的組織生存意志產物？NPO之市場化主要基於財務營運的需求，譬如政府、服務、企業、捐款不足以 使組織穩定營運（McMurtry, Netting & Kettner, 1990; Anheier & Toepler, 1997; James, 1998; Salamon, 2001; 2015）。通常新興的或潛在的社會需求透過NPO的社會服務過程中被發現，且超過組織營運的預期而必須增加額外資源以因應。社會需求可能隱含了社會變遷的現 象，譬如人口結構、價值觀或是文化的改變，社會變遷通常是緩慢且持續性的不易被察覺。透過NPO社會服務逐漸增加而反映出營運資源的不足，譬如勞動力供給。
然而市場機制卻可能形塑限制了NPO嘗試新服務形式，政策的制度效應將使社會組織部門在社區現場發展出最符合弱勢群體的服務需求（Ascoli & Ranic, 2002, pp.8-9），這場大疫病似乎在政府和市場的手還沒有伸進來時，浮現出社會部門與社區互動下的即時性、自主性和創新性，也似乎反映出貧富差距所帶來的福利不足。人性與社會性在數位網絡時代也發展出另一種形式的數位NPO，譬如非營利組織賑濟美國 （Feeding America）統計，因疫病所面臨約5000萬美國人面臨食物不足，便喚起google成立網路濟助的活動。
以美國為例，來自個人捐款約佔NPO財源85％。其餘則可能來自企業、慈善團體、政府或國際。組織自主性通常取決於資金來源，譬如募款如果僅依賴一個來源，很可能會因為這個來源斷線形成生存危機。然而以整體營運經費而言，美國似乎愈來愈仰賴大額捐贈者的趨勢，大額捐款可能佔了組織運轉90％費用。此現象可能會使資金來源的風險集中度過高形成另一種風險。換言之，捐款者的動機可能來自於幫助心中想幫助的社會弱勢群體，組織或組織理念所扮演的是中介角色，此中介角色的連結則可能基於信任。並與NPO共同實現「社會公益」的理想或心願。組織因應危機能力與內在資源配置有關，即組織內生性的資源與管理形成組織適應外在環境時的基礎。捐款者與組織間的關係商業組織的交易關係未必相同，而是透過NPO連結了捐款者與公共利益的社會目的，易言之，捐款者可能透過不同的NPO去實現自我的價值理念，這些價值並未必互斥，但可能有順序之差，譬如在COVID-19期間，捐款者可能不充裕的剩餘資源時便依個人之優先順序捐款。
伍、討論與結論
在全球COVID-19新冠病毒大流行期間，NPO如何展現生存力？為什麼？本文透過NC個案為例，本文試圖以NPO是否參與政府提供的紓困計畫及為什麼參與來理解。即本文試圖解答NPO的生存力取決於什麼？本文預期研究結果在NPO面對危機與挑戰而展現生存力的同時連結公共、社會的需求，特別是填補福利效應的機會顯現。
以美國為例，來自個人捐款的約佔NPO財源85％。其餘則可能來自企業、慈善團體、政府或國際。組織自主性通常取決於資金來源，譬如募款如果僅依賴一個來源，很可能會因為這個來源斷線形成生存危機 。然而以整體營運經費而言，美國似乎愈來愈仰賴大額捐贈者的趨勢，大額捐款可能佔了組織運轉90％費用。此現象可能會使資金來源的風險集中度過高可能形成另一種風險。換言之，捐款者的動機可能來自於幫助心中想幫助的社會弱勢群體，組織或組織理念所扮演的是中介角色，此中介角色的連結則可能基於信任。並與NPO共同實現「社會公益」的理想或心願。組織因應危機能力與內在資源配置有關，即組織內生性的資源與管理形成組織適應外在環境時的基礎。捐款者與組織間的關係商業組織的交易關係未必相同，而是透過NPO連結了捐款者與公共利益的社會目的，易言之，捐款者可能透過不同的NPO去實現自我的價值理念，這些價值並未必互斥，但可能有順序之差，譬如在COVID-19期間，捐款者可能不充裕的剩餘資源時便依個人之優先順序捐款。
NPO市場化是否反映政府失靈或市場失靈背後所意涵的組織生存意志產物？NPO之市場化主要基於財務營運的需求，譬如政府、服務、企業、捐款不足以使組織穩定營運（McMurtry, Netting & Kettner，1990；Anheier & Toepler，1997；James， 1998; Salamon，2001, 2015）。 通常新興的或潛在的社會需求透過NPO的社會服務過程中被發現，且超過組織營運的預期而必須增加額外資源以因應。社會需求可能隱含了社會變遷的現象，譬如人口結構、價值觀或是文化的改變，社會變遷通常是緩慢且持續性的不易被察覺。透過NPO社會服務逐漸增加而反映出營運資源的不足，譬如勞動力供給。
然而市場機制卻可能形塑限制了NPO嘗試新服務形式，政策的制度效應將使社會組織部門在社區現場發展出最符合弱勢群體的服務需求(Ascoli & Ranic, 2002, pp.8-9)，這場大疫病似乎在政府和市場的手還沒有伸進來時，浮現出社會部門與社區互動下的即時性、自主性和創新性，也似乎意味著貧富差距所帶來的福利不足。人性與社會性在數位網絡時代也發展出另一種形式的數位NPO，譬如本文引言時所提及的非營利組織賑濟美國 (Feeding America)統計，因疫病所面臨食物不足，便喚起google成立網路濟助的活動。
福利國家連結社會的途徑主要包括政府、市場與家庭，並且反映在社會政策中，以家庭為例，針對幼兒或高齡人口的托育照顧，可能針對了特定相對弱勢的人 口特徵群體，調節家庭負擔或是勞工失業保障。風險之所以存在，主要的原因大致可歸納有三個，一是人的能力，人無法掌控萬事萬物，其次是人的資訊完整性，第 三是當下的災害可能讓人措手不及，未來的風險經常充滿不確定性，換言之，風險伴隨著「不確定性」而來。
在全球COVID-19新冠病毒大流行期間，NPO如何展現生存力？為什麼？本文透過NC個案為例，試圖以NPO是否參與政府提供的紓困計畫及為什麼參與來理解。即本文試圖解答NPO的生存力取決於什麼？本文預期研究結果在NPO面對危機與挑戰而展現生存力的同時連結公共、社會的需求，特別是填補福利效應的機會顯現。
自美國建國起，第三部門伴隨美國民眾日常生活與時俱進，並以稅制優惠形成福利制度與公民社會的體制，目前登記已經超過154萬家NPO，社會的影響力未必亞於政府或市場部門。既有研究以社會階級的觀點將勞動者視為社會公民的代表，隱含了其中所可能缺乏的公民社會自主參與的成分。COVID-19大疫病所形成的自然條件，包括諸如斷連了全球化的效應，此外，執政當局的政策介入，譬如以美國PPP、EIDL為例，政府投入2兆美元的經濟紓困方案，提供企業與NPO貸款、薪資補貼協助其存續，然而這些措施背後的機制卻通常是北歐等福利國家的社會工資制度設計理念，美國在疫情期間透過此制度邏輯介入，以求緩衝經濟與社會的損失。
換言之，從資本階段或勞資關係的觀點，強調政府、市場與家庭之間如何互動的機制，顯然忽略了公民社會的志願結社、自主參與、相互協助的福利效應，因此，雖然可能並沒有完美的制度設計，但是人的生存韌性或動力可能取決於達成自我與他人最大的共同利益。
福利社會的制度設計與降低風險社會相關，因而人大多期待風險的機率或可能性愈低愈好，從機會成本的觀點出發，機會成本意味著沒有做或未能做而沒能得到的利益，從反事實的視角，相較於社會民主國家的福利制度，美國可能投入比較低的社會政策干預，而採取比較自由放任的市場自由經濟，因而，機會成本可能反映在貧富差距、失業率高、長期健康照護不足，然而在大疫病之下，透過第三部門凸顯了這些社會需求未被滿足，卻彰顯了社會部門連結增補了這些的需求的缺口的福利機會，這可能是既有福利國家研究中所被忽略的或未被重視的視角，卻反而是公民社會難能可貴之處。
台灣在2020年初首次面對陌生的COVID-19，疫情初期喚起全民SARS的經驗與記憶，譬如「口罩防煞」，於是動員民間資源催生口罩國家隊，此外，對於一般民眾而言，無論是口罩、社交距離、勤洗手，透過各種傳播形式之下，似乎形成新的防疫新生活規範或社會凝聚力。彷彿在沒有有效的疫苗抵抗瘟疫，仍然能夠不需要採取強制封城，成為受國際矚目的防疫模範生。中央疫情指揮中心在防疫過程扮演核心的角色，尤其在疫期緊張時，每天公布的染疫新增病例或死亡病例。
政府財政支出受限於預算分配之下，通常在社會福利總是僧多粥少，志願結社或公民參與不僅是公民社會的重要指標，也有更多機會連結或補充福利制度不及之處，弱勢群體可能多數位於社會邊陲，且群體之間異質性高，使福利制度鞭長莫及。後疫情時代很可能充滿了不確定性，因為疫情隨著病毒的演化使疫苗有效性成為未知數，政府部門在疫情期間所提供的紓困計畫若是能夠有效維持NPO生存，便有更多機會使弱勢的或是新興的弱勢群體得到基礎的照顧，使社會維持比較穩定的發展，使紓困預算發揮如同公共投資的效果，換言之，NPO的持續營運與生存韌性，對於維繫公民社會及多樣性發展具有重要價值。
政府的角色在災難過程中提供資源或資金以協助復原，譬如紓困及振興方案，從災難社會的觀點，屬於韌性或復原力的政策介入，對於社會結構外力以使社會脆弱性群體的不平衡減低，簡單來說，即透過政策使社會脆弱性降低，特別是巨大災難時所凸顯的政治、社會、經濟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