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關鍵詞: 脆弱性 健康不平等 公民社會 災難社會學
# 2020/06/02
# 建構「韌實力」:全球疫情下台灣的公民社會與創新福利國家
# # <https://www.thenewslens.com/article/135570>
# # 這次COVID-19新型冠狀病毒肺炎的全球流行病疫情(以下簡稱全球疫情)已經發展到相對穩定的階段,部分國家考慮逐漸解除疫情管制,由於其擴散規模與死亡人數,遠超過過去的SARS、MERS等冠狀病毒與H5N1等流行性感冒,加上在網際網路的科技發展下,帶來共時性的資訊傳播與跨國公共政策比較,為公共衛生或災難相關的比較社會學,帶來一次理論驗證之機會。更難得的是至今為止,台灣在國家與公民社會的合作下,及早採取防疫政策而且成效卓著,對日後兩岸關係、國家能力建構、公民社會角色、與台灣中長期的產業政策及經濟發展方向,將有相當大的影響與啟示。本文將簡要回顧全球災難歷史,從疫情發展驗證災難社會學重要發現,最後,筆者將簡要討論台灣社會後疫情的因應策略。
# "全球COVID-19新型冠狀病毒肺炎中公民社會與福利國家的關係?"
# 1. 全球疫情:人類脆弱性的歷史觀點
# 這次全球疫情具有重要的歷史影響力。實證上,我們可以從災難死亡人數來評估人類面對風險的脆弱性與其歷史變遷。至本文截稿的5月17日為止,全球疫情的感染人數超過450萬人,死亡人數突破30萬人,這次全球疫情雖然對台灣衝擊較小,已是二十一世紀規模最大的災難之一。
#"台灣在2020年COVID-19的疫情受到控制,有人認為是政府與公民社會的合作成果(1),然而,2021年4月卻爆發社區感染,使疫情呈現指數形上升(圖1)[註],從災難社會學的觀點如何理解這個現象?"
#"全球疫情統計至8月底,病例總數2.19億,死亡人數455萬,以美國為例之病例數4000萬、死亡人數64.8萬,是目前二十一世紀規模最大的災難。"
# (1)Liu, L. Y., Wu, W. N., & McEntire, D. A. (2021). Six Cs of pandemic emergency management: A case study of Taiwan's initial response to the COVID-19 pandemic.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Disaster Risk Reduction, 102516.
[註: https://www.bbc.com/zhongwen/trad/57187804]
# 台灣疫情:「神話破滅」背後的四個看點
# 2021年5月2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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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https://covid-19.nchc.org.tw/dt_005-covidTable_taiwan.ph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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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球災難相關資料庫的排名顯示,二十世紀造成人類死亡規模最大的災難,就是一個世紀以前的西班牙流感,全球死亡人數估計在5,000萬人到一億人之間,第二大災難是1959年到1961年間中國毛時代的大飢荒,死亡人數在3,000萬人到4,500萬人之間,第三名則是1930年代的蘇聯大飢荒,死亡人數約500到800萬人,此外北韓饑荒、多場發生在印度、中國洪災達到兩、三百萬人死亡。[1] 顯然,二十世紀國家失敗的人造飢荒規模,不遜於瘟疫、地震或洪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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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十一世紀以來災難統計的特徵,是人造飢荒的消逝,瘟疫與天災再次主導人類大規模意外死亡排名。此前,全球大流行是1980年代以來的HIV,到2018年為止累積約4,000萬人感染,77萬人病逝,仍是本世紀重大挑戰,不過治癒有望。個別天災事件,則以2010年的海地地震、2004年的南亞海嘯以及2008年的緬甸颱風衝擊較大,死亡人數14萬到31萬人之間,災民達到百萬人,我們熟悉的中國汶川地震(死亡失蹤約9萬人)、日本東北海嘯與福島核災(死亡不足2萬人、核災影響撤離約15萬)已經低於此次全球疫情,而且病毒的影響力遠超過南亞海嘯、海地地震、緬甸風災、中國地震與日本核災的地理範圍。
“台灣在2020年COVID-19的疫情受到控制,有人認為是政府與公民社會的合作成果,然而,2021年4月卻爆發社區感染,使疫情呈現指數形上升(圖1)[註],從災難社會學的觀點如何理解這個現象?”
全球疫情統計至8月底,病例總數2.19億,死亡人數455萬,以美國為例之病例數4000萬、死亡人數64.8萬,是目前二十一世紀規模最大的災難。
[註: https://www.bbc.com/zhongwen/trad/57187804]
圖2. 災難風險函數
“政府間氣候變化專門委員會(Intergovernmental Panel on Climate Change,簡稱 IPCC)提出災難風險函數(圖2),”
脆弱性:通常指弱勢群體可能有較高的易感染性(Susceptibility)的社會脆弱程度與政治、經濟、制度及社會之間的關係,譬如貧富不均可能形成的健康機會差距,或稱為健康不平等的現象。
公民社會在災難風險社會的函式中扮演等式右邊的分母角色,當分母愈大時,風險危害的機率愈低,公民社會強調社會資本、網絡及參與(Putnam,),尤其在大災難之中更能彰顯人的社會互動本質,譬如,在中國的汶川震災中,人們自主地相互扶持,發揮人道救援精神(Jia et al, 2020)。
[Jia, X., Chowdhury, M., Prayag, G., & Chowdhury, M. M. H. (2020). The role of social capital on proactive and reactive resilience of organizations post-disaster.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Disaster Risk Reduction, 48, 101614.]
台灣在2020年初首次面對陌生的COVID-19,疫情初期喚起全民SARS的經驗與記憶,譬如「口罩防煞」,於是動員民間資源催生口罩國家隊,此外,對於一般民眾而言,無論是口罩、社交距離、勤洗手,透過各種傳播形式之下,似乎形成新的防疫新生活規範或社會凝聚力。彷彿在沒有有效的疫苗抵抗瘟疫,仍然能夠不需要採取強制封城,成為受國際矚目的防疫模範生[bbc]
中央疫情指揮中心在防疫過程扮演核心的角色,尤其在疫期緊張時,每天公布的染疫新增病例或死亡病例。
政府財政支出受限於預算分配之下,通常在社會福利總是僧多粥少,志願結社或公民參與不僅是公民社會的重要指標,也有更多機會連結或補充福利制度不及之處,弱勢群體可能多數位於社會邊陲,且群體之間異質性高,使福利制度鞭長莫及。後疫情時代很可能充滿了不確定性,因為疫情隨著病毒的演化使疫苗有效性成為未知數,政府部門在疫情期間所提供的紓困計畫若是能夠有效維持NPO生存,便有更多機會使弱勢的或是新興的弱勢群體得到基礎的照顧,使社會維持比較穩定的發展,使紓困預算發揮如同公共投資的效果,換言之,NPO的持續營運與生存韌性,對於維繫公民社會及多樣性發展具有重要價值。
政府的角色在災難過程中提供資源或資金以協助復原,譬如紓困及振興方案,從災難社會的觀點,屬於韌性或復原力的政策介入,對於社會結構外力以使社會脆弱性群體的不平衡減低,簡單來說,即透過政策使社會脆弱性降低,特別是巨大災難時所凸顯的政治、社會、經濟問題。
譬如在COVID-19大疫病之下提出政策行動協助經濟與社會脆弱的群體。 社會脆弱性指當社會成員面臨災難時連結屬性特徵而呈現的不同風險程度,通常可以透過暴露性(exposure)、敏感性(sensitivity)、調適能力(adaptive capacity)的指標加以衡量(Cutter et al., 2003; McCarthy et al., 2001),意涵社會成員所處的社會結構或網絡極可能決定了風險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