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he founding father of modern economics:Richard Cantillon
大部分人包括经济学家和外行一样都认为经济学可以说是18世纪后期完全从亚当.斯密的头脑里迸出并成熟的。我们熟知的现代经济学思想的第一个时期或者”古典“时期由斯密开创，经过大卫.李嘉图发展而来，包括整体分析（aggregative approach），生产成本价值论，或者甚至劳动价值论。然而，现在我们知道，这种认识纯粹是错误的。现代经济学思想，比如，关注与市场经济的解释和分析，不是在不列颠而是在法国发展的，而且比斯密的*“国富论”*还早半个世纪。更重要的是，尽管法国作家的观点也是多种多样的，但是还是可以set down不成为前李嘉图主义者pre-Ricardian，而成为原奥地利学派者,成为个人主义，微观，演绎和主观价值方法论的先驱者，这些方法论产生于1879年代的维也纳。
“现代经济学之父”的荣誉不属于我们通常认为的亚当.斯密，反应该属于一位gallicized的爱尔兰商人，银行家和冒险家，他是 经济学的第一本专著的作者，比国富论的出版还早40多年。理查德.坎蒂隆（1680年代早期——1734）是社会或者经济思想史上最神奇的人之一。尽管坎蒂隆死的时候是一个百万富翁，但是我们仍然对他的生平知之甚少，最新的研究发现坎蒂隆出生于爱尔兰凯里郡一个地主绅士之家，他们的土地被英国清教徒入侵者奥利弗.科伦威尔夺占。坎蒂隆的大堂哥也叫理查德，离开爱尔兰移民到巴黎，成为一名成功的银行家。这也符合16世纪从不列颠到法国的宗教——政治逃亡习惯。1坎蒂隆家族是17世纪末天主教徒移民的一部分，主要集中在斯图亚特王朝丢掉大不列颠王冠时期。
理查德.坎蒂隆1714年也移民至巴黎，在他堂兄的银行里，他很快成为其堂兄的主要助手。而且，理查德母亲的叔叔是丹尼尔.亚瑟先生，丹尼尔.亚瑟是伦敦和巴黎间的主要银行家，亚瑟把理查德堂兄在巴黎的银行作为他伦敦银行的汇兑行。2 坎蒂隆在两年内就买下了属于他堂兄所有的那家银行。
理查德.坎蒂隆现在是斯图亚特流亡政权的重要银行家，也是在巴黎的英国和爱尔兰移民民众的主要银行家。但是，他最重要的coup则来自与他和苏格兰冒险家和arch-inflationist通货膨胀主义者约翰.劳（1571-1729）的合作，约翰.老抓住了法国摄政的幻想和贪婪。1715年年老的路易十四的死亡使得政权稍微宽松一些，人们更乐观一些，摄政奥尔良公爵控制了政权。约翰.劳成功说服摄政，告诉他有办法可以是法国永远繁荣，可以不再为公共债务发愁。法国政府只需要发行大量的政府纸币就可以付清严重赤字。约翰.劳成为法国政府的首席财政顾问，甚至成为是法国的财政大臣，劳开始了大规模的通货膨胀，产生了疯狂的投机性的密西西比泡沫（1717-1720）。密西西比泡沫在崩溃前产生了很多暂时的百万富翁，崩溃后约翰.劳陷入贫困和disgrace。事实上，百万富翁这个词就产生于密西西比泡沫处于顶点的那几年。
但是当一切尘埃落定，水下的理查德.坎蒂隆露出水面，他是约翰.劳密西西比投机的高级合伙人，在泡沫中挣到几百万财富。传说是这样的，约翰.劳在他接手法国财政的短暂生涯的一开始，就找到坎蒂隆，并警告他，“如果是在英格兰的话，我们可能会达成交易并解决问题，但现在是在法国，如果你不承诺在24小时内离开法国的话，今天晚上我就可以把你关进巴士底狱。”据说坎蒂隆是这样回答约翰.劳的：“冷静，我的朋友，我不会离开，而且我还会使你的方案成功。” 无论如何，我们知道在1718年的十一月劳，坎蒂隆和英格兰投机家约瑟夫.爱德华.盖奇（Beau）三人成立了已经私人公司。盖奇在劳的发行政府纸币的银行，密西西比公司，的投机中获得巨额财富，以致在这一时期他曾经严肃地试图从波兰国王Augustus手中购买波兰王国。
作为一个货币事物的敏锐分析者，随着密西西比泡沫继续发酵，坎蒂隆深信要不了多久这一泡沫注定要破灭，因此他从他的合伙人和客户的愚蠢中赚了数百万的财富。坎蒂隆借钱给盖奇和其他人去买膨胀的密西西比公司的股票，同时悄悄地卖光自己所有的股票以及向他借钱者抵押的股票，把他所有的纸币所在一个奇怪的箱子里，带着他赚来的几百万财富出发去意大利，到那里安全地等待”他预见到正在发展的金融风暴的爆发”。在盖奇和坎蒂隆的其他客户在1720年泡沫破灭中破产之后，坎蒂隆成功让他们还坎蒂隆的借款，因为纸币经历了大规模的通货膨胀，所以他们对高达55%的利率也感到乐意接受。
理查德.坎蒂隆回到巴黎已经成为一个百万富翁，尽管他以前的合伙人和债务人不再欢迎他。不久他和玛丽.安结婚，玛丽.安是一位爱尔兰将军Count Daniel O'Mahony的女儿。他的岳母是Charlotte Bulkeley，她是James Fitzjames的儿媳妇，James Fitzjames是贝里克公爵，法国将军和英格兰国王詹姆斯二世的亲生儿子；因此James Fitzjames是斯图亚特王朝的pretender号称王位者，詹姆斯三世。因此，坎蒂隆和一个爱尔兰军事家族联姻，对方和斯图亚特王朝和法国宫廷都有密切关系。
1730年代早期的某个时候，可能在1730年左右，这个成功的银行家和投机家在法国写出了他伟大的著作《商业性质概论》。因为那个年代报书刊审查的结果，这一著作没有出版，而是按那时流行的方式，其手稿在文学和知识圈广泛流传，直到20年后1755年它才最终出版。
理查德.坎蒂隆生命的终结和他整个职业生涯一样神秘和冒险adventurous.坎蒂隆在欧洲的主要城市有很多房产，他1734年5月住在伦敦的时候死于一场大伙，连同他的房子一起化为灰烬。随后发现坎蒂隆是在房子内被谋杀的，放火是为了掩盖谋杀的痕迹。其中三位仆人被控谋杀但最终发现无罪，但是坎蒂隆三周前解雇的法国厨师带着相当数量的财物逃亡出海fled oversea。逃亡的厨师一直没有找到。Earl Egmont的哥哥住在坎蒂隆家的隔壁，他在其日记中写到坎蒂隆”是一个debauched的人，在他的仆人中名声不好“。历史上只此一位的经济学家就这样在高度神秘的气氛里以谋杀案的受害者结束了他的生命。4
理查德.坎蒂隆的概论被W.Stanley Jevons斯坦利.杰文斯合适地称为“经济学的第一本专著”，经济思想史家查尔斯.基尔德认为它是政治经济学第一次系统化整理。奥地利学派经济学家F. A. 哈耶克在经济思想史上也做出了重要工作，他对坎蒂隆的评论最全面：
这个独立的天才观察者，enjoying an unsurpassed vantage point in the midst of the action,在行为中享受不可抑制的，把其亲眼所见和天生的理论自觉结合在一起，他第一个成功地给我们penetrating展示了现在称之为经济学的几乎全部领域。。5
经院哲学已经写下了几乎全部人类知识的一般协议，在那里对经济学或者市场的讨论还处于附属部分subordinate；在重商主义年代重商主义者及他们的批评对某些特定的经济学主题–通常是经济政策–做了最好的智力apercus刺激。但是坎蒂隆是demarcate说明一个独立的探索领域–经济学–的第一个理论家，并对它的所有方面写出了一般性的概论。
坎蒂隆之所以能够成为“第一个现代经济学家”的一个原因在于，他把经济学分析从以前和伦理和政治关怀concern的纠缠中emancipated拜托了出来。前一两个世纪经济思想的主流是重商主义者，他们的titbit分析服务于政治目的，要么有特殊的利益，要么在于增强国家的权力。而中世纪和文艺复兴时期的经院哲学尽管相对而言更深邃和系统化，但是他们的经济分析嵌入在道德和神学框架里。要打碎重商主义者的morass，就必需离开其它concern，不管它们多么重要，而关注于人类行为的经济特性，分析它们，抽象它们。把经济学分析和伦理学，政治学或者甚至实际经济数据分开并不意味着它们不重要或者永远不应该在回到这些主题。因为
坎蒂隆最先，至少是模糊地看到了当时emancipation经济学分析的这个需要。
而且，坎蒂隆是首先用Gedanken-experiment（思想实验）作为经济学抽象独特工具的人之一，思想实验后来米塞斯称为经济推理indispensable不二法门。人类生活不像在实验室中那样，所有的变量都被实验者保持恒定，然后改变其中的一个来确定它的效果。而在人类生活中，所有的因素包括人类行为都是变量，没有东西保持恒定。但是理论家可以用精神抽象来代替实验室试验来分析因果关系。他可以在思想中让变量不变（假设“所有其他事物不变”），然后通过改变一个变量推理其效果。始于这一简单“模型”，分析完它，随后再引入其它考虑，经济学家至少能够发现现实世界中市场经济的本质和运作过程。因此，通过他的分析，经济学家可以validly地得到结论“其它所有事情不变（ceteris paribus)，需求的增加会使价格上升。”
我们已经知道（第九章），1690年代开始出现反对路易十四的国家主义和重商主义的古典自由主义者，其中的一个领导者是provincial judge Sieur de Boisguibert，他以一个最简单的模型开始，随后逐步增加复杂性，给经济学引入了抽象及连续近似的方法。在说明专业化分工和贸易的本质和优势的过程中，Boisguibert首先做出最简单的交换的假设：两个工人，一个生产羊毛，另一个生产小麦，然后把他的分析扩展到一个小镇，最终分析整个世界。
理查德.坎蒂隆大大地发展了抽象然后连续近似这一系统化的方法。他自由地利用了这ceteris paribus方法，通过这一分析方法，坎蒂隆揭示了市场经济中的“自然”因果关系。经过前几个世纪的征服，坎蒂隆时代的法国是一个大封建土地所有制的国家。因此坎蒂隆在他的概论里聪明地假设整个世界只有一个大土地所有者，并以这个假设作为他经济分析的起点。在这个事实上“不存在”但是illuminating的构建中，所有的生产都靠垄断所有者的意愿和欲望决定，他只用告诉别人干什么就行了。换言之，生产由需求决定，除非那里只有垄断地主自己一个人是消费者。
坎蒂隆在这个模型中再做一点简单的符合现实的改变。土地所有者把土地出租给各种各样的生产者。只要如此，靠一个人来发号施令经济就会难以为继。因为经济系统要运行，个体生产者就必须交换他们的产品，自由市场经济就会诞生，随着而来就是竞争，贸易和价格体系。进一步，货币商品就会从交易中出现，它是迫切需要的交换中介和价值尺度。
坎蒂隆第一次对市场价格做出了深刻的现代分析，详细地指明了需求与库存是如何相互作用而形成价格的。和后来的斯密——李嘉图古典主义者相反，坎蒂隆高度感兴趣于现实世界中价格的形成，比如真实市场价格，而不是想象（chimera)中长期“名义”价格，这是奥地利学派的预演。Vincent教授在一个最近对坎蒂隆的重要interchange中把坎蒂隆理解成一位古典主义者或者新古典主义者，至少他认为，坎蒂隆认为一件商品的市场价格长期来看会趋近它的“内在价值”，而内在价值则是这件商品的生产成本，生产成本则是土地和劳动投入。这也是斯密——李嘉图的均衡价格，后来它基本上又扩展为瓦尔拉斯的“一般均衡”理论。
尽管坎蒂隆的确为这种说法流下了空间，而且他的确用了“内在价值”这一不幸的术语，David O‘Mahony教授在对Tarascio一篇文章的perceptive评论中指出，事实上，坎蒂隆的方法是先奥地利学派的（pre-Austrian)。首先，坎蒂隆的市场价格分析是奥地利学派的，都是一件商品的库存量和消费者对之的需求量决定的。
坎蒂隆的原话是：
很明显，市场上待售商品的数量与消费者的需求或者数量之比是决定或者将决定真实市场价格的基础….
而需求是主观的，依赖于“口味，fancies，生活方式，”等。就是这些主观评价赋予待售商品以价值。用坎蒂隆的话说，是“consent of mankind”赋予’绸缎，亚麻，美衣，铜及其他金属“以价值。对坎蒂隆来说，真实市场价格由需求决定：
很多有着某个内在价值的商品在市场上并不按那个价值出售，这种事情经常发生，市价依赖于人们的品味和fancies及对他们的消费。
因此，商品的价值是由消费者的评价赋予的：这一原奥地利学派的关键观点源于中世纪和晚期西班牙经院哲学。事实上，经院哲学和后经院哲学持有商品的价值由”效用“和”稀缺性“决定，由给定供给下的主观评价决定的观点已经几个世纪了。效用越大，价值越高，市场上任何商品的供给越丰富，其价值和价格就越低。坎蒂隆的观点丰富和发展了经院观点。
在坎蒂隆把”一件物品的内在价值“认为是”生产它时耗费的土地和劳动”，他立即补充到是消费者的主观评价而不是“内在价值”决定的价格。6
坎蒂隆以一个假设的例子详尽地考察了内在价值，这个例子是一个美国人到欧洲卖獭皮帽子，”尽管经历了漫长的旅途，但是这个美国人很快惊讶地发现羊毛帽子和獭皮帽子的效果差不多，他们之间唯一的区别只在于有些人认为獭皮帽子比较轻便，眼睛和皮肤接触起来更舒适。“也就是说，如果獭皮不能满足消费者的需求并足以支付成本，并且能够和其它国内生产的更便宜的商品竞争，那么在生产和运输獭皮过程中花费的所有劳动和effort，全部成本都没有意义。消费者需求决定销售和价格。
O‘Mahony接着指出坎蒂隆的垄断地产模型清楚地表明需求（坎蒂隆的例子是世界垄断地主）而不是生产成本决定价格。坎蒂隆没有提前得到古典均衡理论，这一理论认为生产成本是市场价格的长期和最重要的决定因素。相反，对坎蒂隆来说，生产成本有个不同的作用：决定着一项商业是否能够盈利，否则的话，就要遭受损失，走向终结。如果一件商品的消费者评价高，它的售价比支付的成本高的多，这个公司就会盈利；如果价格不够高，这个公司就要遭受损失而不得不倒闭。因此坎蒂隆是这样讨论布鲁塞尔花布的成本和价格的：
如果女士们付给花边的价格不能支付所有的成本，并产生利润，就不会激励花边的制造，因此实干家就会停止继续制造或者破产；但是加入这些制造要继续下去，巴黎女士们要付的价值就必需支付所有的成本…..
因此，向长期均衡的运动并不是市场价格趋向内在的长期生产成本的过程，而是劳动和企业家进进出出各种产品的过程，直到成本和售价趋同。O‘Mahony就明确指出：
对坎蒂隆来说，一件商品的内在价值并不是自动自发地存在，然后市场价格趋向它，而是市场上支付给它的价格决定它是否值得生产。换句话说就是，价格决定能够承受的生产成本，而不是生产成本决定价格必须是多少。
当然，在坎蒂隆和以后的斯密——李嘉图古典主义的方法中存在一个大裂痕，其也存在于现代李嘉图新古典主义者中。这个裂痕就是：“生产成本”来自哪里？和坎蒂隆和古典主义看法相反，生产成本既不是内在的，也不是mandate来着于经济系统外部的某些神秘力量。要到奥地利学派才最终发现，生产成本本身也是由消费者对商品和服务的预期需求决定的。
坎蒂隆特别让人注意到的对经济学的贡献之一是他是第一个强调和分析企业家的人。7作为一个现实世界中的商人，银行家和投机者，不可相信坎蒂隆会进入李嘉图主义者，瓦尔拉斯主义者和新古典主义的陷阱，他们假设，市场存在完美知识，是一个确定性的静态世界。现实世界中的市场永远充满不确定性，商人，“实干家”，企业家的职责就是通过投资，垫支寻求利润回报来消除和承担这些风险。因此，利润是对生产过程成功预测的回报，是对成功承担风险的回报。斯密–李嘉图和瓦尔拉斯（古典和新古典）主义的关键假设是经济学永远处于长期均衡状态，这一假设的致命性错误在于完全把现实世界中的不确定性排除在外。相反，他反而关注一个没有变化的想象中的世界，那个世界的现在和未来都完全确定，并拥有完美知识。
因此坎蒂隆把市场经济中的生产者分为两类：被雇者和企业家；被雇者拿固定工资或者固定地租，企业家拿不固定，不确定的回报。租地农场主-企业家承担固定的生产成本和不确定的售价的风险，商人或制造商也是支付相似的固定成本，并指望不确定的回报。商业企业家必须垫支货币，从他们的角度事后来看，这些垫付的货币是固定的。除非这些人只卖“他们自己的劳动”，否则他们的商业收入就是风险报酬residual。
坎蒂隆同样认识到企业家面临的无处不在的不确定性部分是去中心化市场的结果。在一个只有一个垄断者的世界里，所有者自己决定价格和生产，那里很少有企业家面临的不确定性。但是在现实世界，去中心化的企业家们要面对大量的不确定性，要承担风险。对坎蒂隆来说，竞争和企业家精神紧密相连。
在弗兰克.奈特和现代奥地利学派看来，坎蒂隆的企业家精神理论注重的是企业家们的职能，他们在市场中的作用是不确定性的承担者，而不是像约瑟夫.熊彼特认为的那样，是企业家的个性方面。
坎蒂隆的概念在另一上也比米塞斯和现代奥地利学派早：在他看来企业家执行的不是破坏性功能（熊彼特认为如此），而是均衡（equilibrating）功能，企业家成功地对未来进行预测和投资，他们帮助调整各个市场的供需使之达到平衡。
Tarascio教授指出，坎蒂隆的市场中无处不在的不确定性的先驱观点很大部分被遗忘了，长久以来被排除在经济思想之外，直到20世纪被奈特和现代奥地利学派学者如LVMises和F。A。哈耶克独立唤醒。但是，像O’Mahony教授挖苦地那样，
当我们像Tarascio教授那样以现代的眼光去看坎蒂隆，承认他已经认识到了不确定性，与其对坎蒂隆的先见之明致以敬意不如使我们反思为什么很多现代经济学家忽略了不确定性，没有比这更奇怪的了。
可能这很奇怪，但是疯狂肯定有疯狂的原因。O‘Mahony教授自己就理解的非常透彻，因为现代的经济学用一套形式化的模型和公式试图去完全决定人类行为，至少在经济学领域是如此。因此不确定性没办法进入确定性的数学模型。O’Mahony指出，一个人可能会“问企业家活动到底能不能成为形式化描述或者模型的主题，如果能的话，有没有不确定的空间，在真正的意义上，有没有企业家才能的空间？”简单地说就是，经济学理论必须在形式上很美但是对真实人类生活做出错误和扭曲分析的数学模型和对真实生活本身的文字分析之间做出选择。
理查德.坎蒂隆的工资理论认为工资依赖人口数量，亚当.斯密在他的国富论里几乎逐字逐句地拷贝了坎蒂隆的理论，亚当.斯密又启发了马尔萨斯著名的歇斯底虑的反人类主义。坎蒂隆的理论认为长期的工资由劳动的供给决定，劳动的供应反过来又有人口的水平和增长决定。反而，和马尔萨斯后期的观点相比，坎蒂隆对决定人口增长的因素的分析比较复杂。他发现自然资源，文化因素和技术水平特别重要。他prophetically认为对北美的殖民不是简单的一个人口取代另一个人口的过程，而是新的农业技术使的每英亩土地可以养活更多人口。因此能够利用存在的资源，土地和劳动到什么程度依赖于当时的技术水平。所以就像有些人相信的那样，印第安人在殖民前的北美并没有“过剩”；相反，印第安人人口数量会根据他们可获得的资源和技术而调整。简言之，坎蒂隆提前发现了现代的“优化”人口论，“优化”人口论认为人口数量倾向于根据可得的资源和技术水平下的最大生产力而调整。
是的，坎蒂隆的确描述了人类有一种像“谷仓中的老鼠”那样无限繁殖的前马尔萨斯趋势，但是他同样意识到宗教和文化因素会改变这一趋势。对土地密集型农产品的需求增加会降低对农业劳动力的需求，最终导致这些劳动力供给的下降，并从整体上减少人口数量。（我们需要记住，坎蒂隆写作的年代大部分人口从事的是农业。）另一方面，对劳动密集型农产品需求的增加，会导致对劳动需求的增加，从而增加人口。生活在一个大封建地主的年代和国家，坎蒂隆再一次观察到，有产阶级的品味决定了这个社会的消费者品味和价值，因此也决定了需求的商品。
需要记住的是，坎蒂隆以一种非一般复杂的方式指出，决定是大量贫穷人口还是少量高生活标准人口好不是经济学分析的范畴；这是公民的价值决定的。
Tarascio教授指出，坎蒂隆的人口分析远比斯密，李嘉图和马尔萨斯的更可信和现代。没有担心不确实的未来人口爆炸，坎蒂隆的理论框架解释了目前在工业国家小家庭的文化转变，以及人口会调整自己适应未来资源稀缺情况的。坎蒂隆以一个例子指出，当古代文明衰落时，伴随的往往是人口数量的下降。比如，罗马帝国意大利境内的居民数在17个世纪内从2500万降到600万。
理查德.坎蒂隆还是空间经济学的创始人，空间经济学分析和地理空间相关的经济活动。在一定意义上，重商主义者拥护大量的地区间贸易顺差，所以他们当然会分析（尽管很差）超越国家界线的经济活动。Herbert教授指出，空间分析处理距离（运输费用及它和价格间的关系和经济活动的地点）和疆域（地区发展和市场的边界）。坎蒂隆不仅发展了地点理论，而且把它集成在他的一般微观经济学分析里。特别是，他认识到，即使货币和货币价格均衡的时候，城市里商品的价格总是比其原产地的价格要高，因为需要高一些的价格来弥补运输的费用和风险。造成的结果是，有些笨重或者太贵重的商品可能因费用太高而不可能运到城市里，因此他们在原产地可能远比在城市要便宜。有些商品则一般在城市周围生产，因为这些产品运输到城市市场需要的费用很少。坎蒂隆更进一步认识到，对制造业而言，那些要用单位重量滴价值低大量原材料的工厂倾向于就近建立在这些原材料的产地。因为和运送原材料相比，运送体积小而价值高的制成品至城市市场的费用要少的多。
在城市市场建立的位置上，坎蒂隆高度具有建设性，他指出，买者和买者聚集在一个地方远比他们到处游逛互相寻找彼此并找到各个买者愿付钱而卖者能够接受的价格的成本更低。用现代术语，坎蒂隆可能会这样说，会自发地形成中心市场，因为它们会显著地降低商业的交易，运输，信息及其他成本。
尽管他认识到市场和经济活动的地点是如何和谐地调节他们自身，坎蒂隆在国内贸易和国际贸易上都不是一个一致的自由贸易者。在国内贸易上，他矛盾地认为制造商需要“较多的扶持和资本”来发现适当的地点来投资。
坎梯隆的货币理论的突出特点是他把货币的价值作为市场上一般商品的价值的特例来处理。像所有产品那样，黄金所谓的的‘内在价值’就是生产它的成本。黄金和白银的价值和其他商品一样由市场上消费者的评价和需求决定。by the 'consent of mankind'。和看待其他商品一样，坎梯隆对黄金和白银的价值并没有抱有生产成本论；他只是认为只有产品的价值能够超过成本，才可能生产那些产品。
然而，因为每年产出的黄金只是总库存的一小部分，黄金的成本和价值需要相对比较长的时间才能完成向匹配的过程。如果黄金的名义价值低于其生产成本，人们就会体制开采黄金；如果生产成本急剧下降，人们又会重新开采黄金，因此在黄金的成本和名义价值之间会趋于一致。坎梯隆认识到政府纸币和银行票据几乎没有成本，因此以他的术语来说就是没有“内在价值”，但是坎梯隆指出市场力量会让这些伪币的价值等于一定比率的黄金或者白银，在这个比例纸币能赎回成黄金或者白银。结果就是，
of fictitious or imaginary money has the same effect as increase in the circulation of real money.
“虚拟或者虚幻货币供应的增加和流通中的真实货币增加产生同样的效果。”但是，坎梯隆注意到，一旦人们认识到货币被损害，货币混乱就会开始，虚拟货币就会崩溃。他同时还指出，政府特别容易被发行纸币的欲望而诱惑，这个教训他毫无疑问是从约翰.劳的试验中学到的或者至少看到的。坎梯隆还提供了市场如何决定黄金和白银价值比的合理分析。
For it was impossible to decide the ethics of economic life, or what government should or should not do, without finding out how the market worked, or what the effect of interventions might be.
不懂市场是如何运作的，或者不懂政府干涉的后果如何，就不可能知道经济生活的伦理或者知道什么是政府该做的什么是政府不该做的。
One of the superb features of Cantillon's Essai is that he was the first, in a pre-Austrian analysis, to understand that money enters the economy as a step-by-step process and hence does not simply increase or raise prices in a omogeneous aggregate.8
坎梯隆的《概论》的一个突出特征是,他以前奥地利学派的方式分析，他第一个认识到货币是一步一步地进入经济过程的，因此不是简单地同时增加或者提高价格。所以他批评约翰.洛克简单的货币数量论，货币数量论认为货币总供应量的变化引起所有物品的价格以相同比例变化。货币主义者和新古典经济学者现在仍然认同货币数量论。简而言之，货币供应的增加不会引起各种财货相对价格的变化。
Thus Cantillon, asking ' in what way and in what proportion the increase of money raises price?', answers in an excellent process analysis:
in general an increase of actual money causes in a State a corresponding increase of consumption which gradually brings about increased prices. If the increase of actual money comes from Mines of gold and silver in the State
因此，坎梯隆问道“货币供给的增加以怎样的方式以及怎样的比例抬升价格？”，并通过卓越的过程分析回答了这个问题：
一般而言，一国中真实货币的增加将导致消费的相应增加，而后者又将逐渐引起价格的上涨。如果增加的真实货币来自该国的金矿或银矿，这些矿的所有者、投资者、熔炼者和其他所有工人都将根据他们的收益，按一定比例增加开支。他们将消费…更多的…商品。结果是以前无事可做的工人找到工作。这些工匠基于同样的原因也将增加开支。在肉类、酒、羊毛等等商品上索增加的这些开支必然会降低最初并未参与分享上述矿藏财富的那部分居民在国家开支中的比重。同以前相比，市场上的争吵更激烈了，或者说对肉类、葡萄酒、羊毛等等的需求增加了，这将导致上述商品价格的上涨。较高的 价格又将促使租地农场主在来年使用更多的土地去生产这些商品。这些租地农场主将因这种价格上涨而收益，他们也将象其他人那样增加其家庭开支。这种物价上涨和消费增加的受害者，首先是出租契约仍然有效的土地所有者，其次是家庭仆役和一切工或靠工资维持家庭生活的固定工资收入者。所有这些人必须与新消费量成比例地减少开支。这就迫使他们之中的很多人迁居到别处令谋生路。土地所有者将辞退他们之中的很多人，其他人则将要求增加工资以使自己能维持原有的生活水平。情况大致就是如此，由于金银矿的开发而大量增加的货币导致了消费的增加…..
简单地说，就是根据他们的偏好，先拿到新货币的人会增加他们的消费开支，从而提高商品的价格，代价是后拿到新货币的人或者根本就不会拿到新货币的固定收入者的生活水平的降低。更严重的是，随着一般价格的升高，相对价格也会改变，因为增加的消费开支
根据拿到新货币者的那些人的想法，或多或少会流向某些特定的产品和商品，[而且]某些东西的市场价格将比另一些东西上涨的更多…
而且，整体价格未必按货币供应量的增加而成比例地上涨。Specifically,因为拿到新货币的那些人很少以同样的比例操作他们以前的现金帐号，以及需求，因此价格并不会同样程度地上涨。所以，
in England the price of Meat might be tripled while the price of Corn rises no more than a fourth
在英格兰，当谷物的价格上涨不足1/4时，肉类的价格可能已上涨2倍。
坎梯隆splendid地总结了他的观点，直觉告诉他经济学定律是定性的而不是定量的这一重要真理：
在一国流通的货币量的增加总要引起消费的增加，总要使支出达到较高的水平。但是，这一新增货币所导致的价格上涨并不会与货币数量成比例地对所有的产品和商品发生同等的影响，除非新增加的货币补充到了货币原来所在的同一流通渠道中；这就是说，除非当流通中的货币量加倍的时候，那些向市场提供两盎司白银的人恰好是（而且仅仅是）过去向该市场提供一盎司白银的人。这种情况是难得发生的。我认为，当大量剩余的货币流入某国之后，这笔货币将使该国的消费发生新的变化，甚至使流通速度发生新的变化。但要确切说明这种新变化的程度则是不可能的。
不仅仅如此，像Hebert教授所指出的那样，坎梯隆还提供了新货币流向消费或者投资的不同效应的杰出的原型奥地利学派的分析。如果新基金花在消费品上，那么’根据拿到新货币者的倾向‘他们会购买某些商品，因此这些商品的价格就会上升，相对价格随之改变。相反，如果增加的货币首先流向借贷者的手里，他们会增加信用的供给，暂时降低利率，从而增加投资。repudiating流俗认为利息纯粹是一个货币现象，这一观点在20世纪由约翰.梅纳德.凯恩斯带回经济学。和这一肤浅的看法不同，坎梯隆认为利率由借贷双方的数量和相互作用决定的，就像特定商品的价格由买卖双方的相互作用决定的一样。因此，坎梯隆指出
如果一个国家充足的货币流向贷款人手中，增加贷款人数量毫无疑问会降低现行利率；但如果流向消费者手中，就会造成完全相反的结果，企业家会发现消费支出的增加，企业家们需要借钱扩张他们企业以满足各个阶层的消费者，这样企业家数量会增加，从而提高利率。
因此，根据谁先拿到新货币—贷款人或者被新发现的财富激发为新企业借款的企业家，货币供应量的增加可以暂时地降低或者提高利率。更进一步，在他对扩张信用降低利率的分析中，坎梯隆给后来的奥地利学派商业周期理论提供了第一手的启示。
还有，坎梯隆给出了货币的需求，或者反之，货币的流通速度/速率如何影响货币的(affects the impact of money and hence the movement of prices)及随之的价格的运动的第一个深刻的分析。他写到，
an acceleration or greater rapidity in circulation of money in exchange, is equivalent to an increase of actual money to a point.
交换中货币流通速度的加快在一定程度上等于货币量事实上的增加。价格不按严格的比例与货币量的变化而变化的一个原因就在于流通速度的改变：
A river which runs and winds about in its bed will not flow with double the speed when the amount of water is doubled.
一条沿着河床辗转奔流的河流水量增加一倍的时候，它的流速并不会随之增加一倍。
坎梯隆还看到一个社会对现金的需求依赖于支付的频率。Monroe总结坎梯隆的观点道：
清算支付的间隔越长，积累在支付者手里的货币总额越多，这个国家需要的货币就越多。10
如果人们有大笔的存款，那么，他们可能不得不“在相当时期内把货币锁在柜子里”。另一方面，更有效率的债券清算系统的发展，比如纸币，会使收款更方便：
因为这些人没在手中握有相当数量的货币，商人之间转帐，以及银行和金匠票据的应用，会加快流通速度。
坎梯隆总结了他对货币数量与流通速度之间关系的分析：
依据这些原则，我们确信，一个国家交易中流通的货币量，再考虑上流通速度，它们确定和决定一切商品的价格。
坎梯隆还对金银之间关的系做出了卓越的讨论，他赞同金银之间浮动兑换比率，批评任何固定金银兑换比例的企图，这一企图当然长期存在。因为这一兑换比例必然随着市场比例而变。因此坎梯隆认识到试图在这两贵金属间维持固定兑换比例的双金属本位制的问题。
总而言之，当Hayek做出这样的结论：
毫无疑问，坎梯隆是这个领域在前古典时期最伟大的人物，古典经济学家们在很多方面不仅没有超过他的货币理论，甚至没能达到和他相当的水平。
我们能够理解他的情绪。
坎蒂隆广博的货币理论的最显著的特点之一就是他对国际货币平衡趋势的先驱分析，或者说他对现金–流动–价格机制的分析，人们一般把这一机制归功于大卫.休谟后来的著作。当然这也是最吸引历史学家们的地方之一。
坎蒂隆把他的一国内货币供应变化引起的‘微观分析’应用到国家之间货币的分配变化。两个世纪以来，欧洲的重商主义作家和政客就把国内现金货币供应的增加认为是增强国家权力的方法，他们越来越相信，缺少金或者银矿的国家只有通过大量的贸易顺差才能增加其货币储量。很明显，对重商主义者来说，这一政策不可能每个国家都能成功地完成，因为一些国家的贸易顺差必然是某些其他国家的贸易逆差。 在这种贸易不平衡的情况下，每个国家为了自己都会试图通过restrictionist闭关主义和战争政策损其它国家以自肥。但是在背后还有更深层的问题；因为大部分作家至少都略识‘货币数量论’或者货币价值的供给——需求分析，那里有一个内在的矛盾。因为加入某个国家A成功地实现大量的贸易顺差并积累了较多的货币，货币的增加将提高国家A的价格，从而使得国家A的产品在世界市场上不再具有竞争力，其不再享有贸易顺差。
没有人比坎蒂隆对货币和国际支付问题更门楚。坎蒂隆指出，一个国家获得货币无外乎开采矿藏，subsidies朝贡，战争，不可见invisible支付，借款，或者对其它国家的贸易顺差这些方法。然后，坎蒂隆的过程分析表明，或者矿主或者出口商会把货币花掉或者借出去。支出的新货币一部分肯定会在国外花掉，而国内增加的货币存量会抬升价格，使得国内的产品竞争力不足。出口就会下降，而较便宜的国外商品的进口会增加，因此黄金会从这个国家流出，贸易顺差将会逆转。
坎蒂隆就这样结合他的国内分析给出了国际货币理论，他是最早解决国际货币平衡理论的人之一。至少从长期来看，世界市场都会挫败政府干预及追求贸易顺差的企图。而且，还应该注意到，坎蒂隆的分析包含了现金——流动——价格平衡机制所有主要部分的基础：新货币现金的花销会增加进口；更多的货币供应会提升高内价格，这种价格效应会降低出口，增加进口。
理查德.坎蒂隆了解重商主义巨大的内在矛盾：增加的货币量会抬升价格，从而会破坏带来货币的贸易顺差。他给出的不很满意的方法是建议国王把一部分增加的货币窖藏起来，让它不提升价格；之所以说方法不满意，是因为货币最终必然要花出去的，只要花出去，dreaded固滞的价格willy-nilly的升高就会发生。
然而，Salerno教授在对坎蒂隆的encomiums中写了一段小心的笔记，他指出，坎蒂隆只能被称为一个“半平衡”理论家，因为坎蒂隆没有给出了平衡状态应该是什么样的满意图像，而且坎蒂隆也不认为世界经济必然会趋向平衡。结果就是，坎蒂隆没有给出平衡下黄金和白银国际分布的理论。12 坎蒂隆认为经济不会趋向平衡，相反，却会处于不平衡的无限循环中。
完全没有必要浪费时间无望地去怀疑理查德.坎蒂隆是不是一个”重商主义者“。18世纪的作家并不以这些分类来划分他们自己。和那个时代的国家意识吻合（state-building notions），坎蒂隆尽管也自相矛盾地建议国王应该以适度的贸易顺差来聚集财富，但是坎蒂隆著作的整个主题是导向自由贸易，自由放任的。因为很明显，重商主义措施最终是自相矛盾的。更重要的是，坎蒂隆第一个详细指出，需求和供给决定价格和工资，并最终决定生产，市场经济的所有部门以一种”自然“，自我调节，equilibrating走向均衡的形式紧密结合在一起。而且，消费者评价决定需求，人口会适应文化和经济因素。经济的均衡器是企业家，他们承担并处理市场中无处不在的不确定性。尽管在肤浅的观察者看来市场经济可能显得”混乱“，但它的确是能够和谐地自我调整的，因此政府干预要么阻碍生产力，要么不需要。
特别具有启示意义的是坎蒂隆对高利贷的态度，这一vexed难题最终给中世纪文艺复兴时期天主教经院哲学的整个经济分析带来unwarranted discredit不可信任。而矮小的商人和银行家坎蒂隆却发现市场上的某一利率和债权人承受的违约风险成比例。高利率是高风险的结果，既不是贪婪exploitation也不是剥削oppression的结果。坎蒂隆这样写到：
一个国家中的所有的商人都习惯于把他们的商品或者产品借给批发商一段时间，他们的利润率或者利率和风险成比例。”
高利率只会带来小利润，因为高风险贷款违约的比例较高。坎蒂隆还注意到，后期的天主教经院哲学事实上已经不情愿地同意高风险贷款的高利率。而且，阿不应该规定最高利率，因为只有借贷双方才知道他们自己的担心和需求：“他们很难找到利率有什么限制，因为在现实中商业利率的大小依赖于贷款者的担心和借款者的需要”。
最终，坎蒂隆认识到禁止高利贷只能限制信用的增加，因此甚至黑市也会提高利率。因此，禁止高利贷不能降低利率，反而会提高利率：“因为合同双方，迫于竞争的压力或者贷款者和借款者的比例决定的价格，会达成秘密交易，法律禁止只会限制贸易并提高利率，而不能固定利率。”
理查德.坎蒂隆先驱性的*概论*在整个18实际被广泛阅读，并有高度的影响力。按那时的习惯，*概论*以“地下”手稿的形式在文学，科学和知识分子间广泛流传，他们都对当时的新思想和面临的实际问题感兴趣。那时法国严格的书刊审查才使得*概论*主要以手稿的形式传播。
1730年代早期*概论*刚写出来就被广泛阅读，1755年出版之后阅读它的人就更多了。它也被经济学的第一个学派–重农学派—热烈和全面地阅读，包括重农学派伟大的同路人或者追随者，A. R. J.Turgot杜尔阁。在那个cosmopolitan的18世纪，英国和法国的知识分子intermingle相互启发，可以肯定杰出的苏格兰哲学家大卫.休谟也阅读并echoed了坎蒂隆的*概论*。而且*概论*还有幸成为休谟的好朋友亚当.斯密引用的少有的几本书之一，斯密过分迷信自己独创性，使得他没有引用或者承认很多前辈的贡献。因此在1776*国富论*出版之前，坎蒂隆在大陆和英国的经济学家之间非常有影响力。然而，在国富论出版之后，坎蒂隆的知识和影响也难逃后斯密时代普遍忽略任何一个比斯密早的经济学家的习惯的魔掌。19世纪普遍obliterating比亚当.斯密早的经济学家的知识的习惯是对早期经济学家极大的不公正，而且给了经济学家错误的印象，让人们误以为经济学完全是从伟人斯密的头脑里迸出的，就像传说雅典娜从宙斯脑袋里孕育，长大并全面装备那样。现在仍然有很多人持有这一看法。但是这一斯密崇拜最严重的后果是在很多方面那些被忘记的经济学家远比亚当.斯密正确sounder，而且忘记他们，很多正确的经济学至少丢失了一个世纪。我们将要看到，开始于中世纪和后期经院哲学，并由18世纪法国和意大利作家发展，形成大陆传统的经济学，亚当.斯密在很多方面使经济学偏离了这一正确的方向，走向一个完全不同且错误的方向。我们现在称斯密开创的学派为“古典经济学”，这一学派mire充满了整体分析，生产成本价值论，静态均衡，人为把经济学划分为”微观“和”宏观“经济学，而且充斥着整体、静态分析。
对斯密之前的经济学的不幸擦除使得斯密的古典经济学占领并统治了经济学思想长达100年。1870年代的”边际革命“，尤其是那十年开创的奥地利学派，在很多方面使经济学在欧洲大陆重新回归到斯密之前个人主义的，微观和主观主义价值方向。近奥地利学派的边际主义革命家英国人W.Stanley Jevons在1881年重新发现坎蒂隆并不是一个偶然的事件，杰文斯commendably特别热切地重新发现了主流的斯密——李嘉图传统掩盖下的丢失的经济学家。
但是不幸的是，经济学家已经远不能摆脱斯密——李嘉图的包袱了。目前奥地利学派的复兴，以及很多主流经济学家增寻求脱离现在的传统兴趣的增加，都是试图完成那场被糟糕地命为”边际革命“运动的使命的尝试（边际革命事实上是一场个人主义——主观主义革命），试图完成剔除古典主义的英国范式的尝试。
half truths are far more dangerous than total untruths, since their discovery is more difficult, and false conclusions from them are inevitabl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