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5 & 2007
Hoppe在这个小册子里仔细介绍了米塞斯‘人类行为学’认识论和方法的康德渊源。就是这一点比较吸引我。我想把她翻译成中文。
当社会科学的皇后——经济学——开始采用自然科学的经验主义和实证主义方法时，这真是一种悲哀。但是这两种方法论横扫了经济学思想，这种转变和知识分子及政治家们开始相信政府计划的效率几乎同时发生，这并不是一种巧合。尽管它们已被证明不能应用于经济学，但是这两种学说仍然是我们这个时代无神的信仰。
在这篇杰出的论文里，汉斯-赫曼·霍普扩展了路德维格·冯·米塞斯的观点，自然科学的方法不能成功地应用在经济学理论中。霍普教授接着论述了先验知识的存在，纯粹理论的正确性，演绎逻辑的利用，经济学规律的不可调和性（implacability），以及经济学只是人类行为学这一更大学科的一部分。
经济学家总是认为他们能够精确地预测未来，因此国家能够比市场更好的规划经济。如果他们想摆脱这一错误假设，经济学家将不得不重新思考一些更基本的方法论错误。如果这真能发生，霍普教授，这位当代杰出的人类行为学家，将起着无可取代的作用。
罗克维尔
米塞斯研究所
众所周知，奥地利学派和其它学派的经济学思想有着强烈的分歧，这些学派包括凯恩斯主义，货币主义，公共选择主义，历史主义，制度主义和马克思主义1。在经济政策和方案上，它们之间的分歧尤其明显。某些时候，奥地利学派也会和其他学派特别是芝加哥学派和公共选择学派结成同盟。路德维格·冯·米塞斯、罗斯巴德、米尔顿·弗里德曼、詹姆斯·布坎南就经常一起为自由市场辩护，共同驳斥“自由派”和社会主义者对自由市场的诽谤。这只是举了这几位经济学家而已。
这些暂时的同盟虽然也很重要，但它们可能是出于战术或者战略上的原因。它们表面上的一致掩盖住了以米塞斯和罗斯巴徳为代表的奥地利学派和其它学派间某些本质上的差别。这些分歧来自于经济学理论和政策的方方面面，比如，可贵的金本位和法定纸币，自由银行和中央银行，市场福利和国家行为，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利息和商业周期理论等等。而最根本的分歧在于每一个经济学家都必须首先回答的问题：经济学研究的主题是什么，什么样的命题是经济学定理？
米塞斯的答案是，经济学是关于人类行为的科学。这个答案本身听起来可能没有多大的争议。但是米塞斯接着说，经济学：
她的称述和命题不是来自于经验。像逻辑和数学一样，经济学是先验的。经济学不必接受经验和事实的证实和证伪。经济学逻辑上和时间上都在理解历史事实之前。要在智力上把握历史事件，经济学是必需的要求2。
为了强调经济学和经验性的自然科学相比，是一门与应用逻辑共同点更多的纯粹科学，米塞斯把以经济学为典型的知识分支命名为”人类行为学“（行为的逻辑）。3
经济学是先验的科学，其命题可以认为在逻辑上是严格正确的。这个论断把奥地利学派，或者更精确的说是米塞斯主义者，和所有其它当前的经济学派区分开来。其它所有的经济学派都认为经济学是一门经验科学，就像物理学那样，形成的假说需要经验的连续检验。米塞斯认为经济定理可以被明确地证明，而且否定它们的有效性会导致显然的自相矛盾，其它学派认为米塞斯的这个观点是武断和不科学的。这些经济定理包括边际效用定律，回归定律，利率的时间偏好理论和奥地利商业周期理论。
马克.布劳格的观点高度代表了主流的方法论思想，是几乎普遍反对奥地利学派的例证。布劳格这样说米塞斯，”他的经济学基础的著作如此的怪癖和特殊，以致让人不得不怀疑是否有人严肃地对待他们。“4
布劳格没有用明确的观点来表达他的愤慨。他讨论奥地利学派的章节就以上面的简短评论结束。布劳格和其他人对米塞斯的先验主义的拒绝会不会是和下面的事实相关呢？先验主义者的方法论对论述要求的严格标准对他们来说太高了。5
是什么使得米塞斯认为经济学是先验的科学呢？从目前的观点来看，说米塞斯自身也没有意识到他的看法与２０世纪初的主流观点格格不入可能挺惊奇。米塞斯并不愿意指出，事实上，经济学家应该去做的和经济学家实际在做的完全相反。相反，米塞斯认为自己的成就在于构建经济学的哲学基础，系统化和明确化经济学到底是什么以及每一个称自己为经济学家的人都必须应该怎么思考。
事情的确是这样的。系统性地解释了先前模糊和未明的知识是什么后，至少在英语世界，米塞斯引入一些以前不清楚和不熟悉的概念和术语上的区别。但是米塞斯在经济学上的看法和过去关于经济学的正统观点本质上完全一致。虽然他们没有用”先验“这一术语，但是那时的主流经济学家如萨伊，西尼尔，凯尔恩斯以相似的方式描述经济学。
萨伊写道：
政治经济学概论将………..限于阐明几个一般原则，这些原则甚至不需要证据或者例证的支持；因为它们只是每个人都知道的原则的说明，并按照便利于了解它们的范围及其相互关系的形式加以整理罢了。
而且
只要构成政治经济学基础的原则是从无可否认的一般事实正确地推断出来，政治经济学就建立在不可动摇的基础上。6
西尼尔认为，经济学
基础由一些一般性的命题组成，这些命题是观察的结果，是有意识的活动，也不需要证明，甚至只是形式化的描述。几乎每一个人一听到它们，就承认和他的想法相似或者至少包含在他以前的知识里面；而且如果他推理正确，他的推论会和经济学基础一样确定。
而且经济学家应该
知道科学依赖于经验，但更加依赖于理性，而且它的主要困难不在于对事实的确定，而在于术语的应用。7
凯尔恩斯评论道
人类没有关于终极物理定理的直接知识……
经济学家从终极原因的知识出发。
……经济学家因此可能会被认为，在其研究一开始他就已经掌握了这些终极的原理，这些原理统治着构成其研究对象的那些现象。在经验实践中发现这些原理是研究者最艰巨的任务。
【在经济学】显然没有猜想的位置，因为在我们的意识里和感觉的见证中……我们拥有我们想知道的东西的直接而容易的证据。因此，在政治经济学里，假设从来不会帮助我们发现最终的原因和规律。8
门格尔，庞巴维克和维塞尔这些米塞斯的前辈们的观点也是如此。他们同样把经济学描述为这样的学科，和自然科学不同，可以确保它的命题的终极正当性。然而，他们也都没有用米塞斯所使用的术语。9
最后，米塞斯清晰地形成了他对经济学的认识论，米塞斯的认识论被认为是相当的正统，当然不像布劳格指的那样怪异。罗宾斯出版于1932年的书《经济学的性质和意义》就是米塞斯把经济学描述为人类行为学的淡化版。但罗宾斯的书却被经济学专业圈子当作方法论的指南，差不多长达二十年之久。
事实上，罗宾斯在他的序言里就清楚地挑明了米塞斯是其方法论的最主要的来源。罗宾斯在他的著作里认同米塞斯和施特里格尔，引用他们的次数比其他任何人都要多。11而施特里格尔的观点和米塞斯的在本质上是相同的。10
尽管这只是历史情况，但阐明这些可能会有助于评价当前的状况。那时候的古典经济学家视经济学不同于自然科学的理由是什么呢？是什么使米塞斯明确重建经济学是先验科学和自然科学是后验科学的呢？那是他们认识到，发现某些命题正确与否的证实过程，不同的领域是不同的。
我们首先来简短地看看自然科学。如果我们对某种自然材料做特定的试验，比如说，把它和另外一种材料混合起来，我们如何知道结果是什么呢？很明显，在我们实际试验和观察之前，我们不知道会发生什么。当然我们可以做出一些预测，但是我们的预测仅仅只是一个假设，为了确定我们的预测是对还是错，我们需要观察。
而且，甚至就算我们观察到某些确定的结果，比如说两种材料的混合会导致爆炸，只要我们混合这两种材料，我们就能确定这个结果必然会发生吗？答案仍然是否定的。我们的预测仍然是而且将永远是个假设。爆炸可能只有在其它特定条件下–A,B和C–才会发生。我们只能发现是否是这种情形，而这些其它条件是什么则是一个永无止境的试错过程。这使得我们能够逐步增加最初假设所预测的应用范围的知识。
现在让我们转向一些典型的经济学命题。考虑像下面一些命题的验证过程：只要A和B开始进行自愿交换，他们必然期望从交易中得到好处。他们必然对交换的财货和服务有着相反的偏好次序，A认为他从B那里交换而来的财货价值比他交换给B的价值更高，而B则同然。
或者考虑这个：只要交换不是自愿的，而是被强制的，必然有一方侵害另一方的利益而获益。
或者边际效用定律：假如对某个人来说每一单位的财货对他有相同的服务性(serviceability)，每增加一单位的财货，附着于此一单位财货上的价值必然会降低。因为这一增加的单位只能用来作为满足次要目的的手段，这一目的比前一单位财货满足的目的价值低。
或者李嘉图协作定律：两个生产者，如果A比B在两类财货上都更有生产力，两者分工仍然对双方都有好处。因为如果A集中生产他更有效率的财货，而不是A和B都各自独立生产两种财货，总的物质生产力会更高。
或者另一个例子：只要强制实行最低工资，要求的工资比市场工资高，必然会导致非自愿失业。
或者最后一个例子：不论什么时候，只要人们持有现金的需求不变，增加货币的供应量，必然会降低货币的购买力。
确认这些命题的正确错误与否的过程，和判断自然科学命题正确否的过程是否属于同一类型？这些命题和两种自然物质的混合效应的命题在同样的意义上也是假设吗？我们需要根据实验观察对这些经济命题做连续不断的检验吗？为了发现这些命题的应用范围以及不断增进我们的知识，我们要像自然科学那样经历永无尽头的试错过程吗？
很明显这些命题不需要。但是很可惜，近四十年来，大部分经济学家都不这样认为。明白了什么是交易，必然意味着A和B都得到了好处，而且他们有着相反的偏好序列。胁迫交易也必然只会对一个人有益。不可想象我们会得到不同的答案，100万年前会如此，100万年后仍会如此。这些命题的应用范围也是普适的(once and for all),从一个自愿交易或者胁迫交易得到的结论是正确的，那么对所有的交易也都是正确的。
对上面给出的其他例子也毫无差别。每一个行为人总是更喜欢那些能更好满足其需求的财货，因此增加一额外单位同质财货的边际效用必然递减。如果认为这个命题需要连续不断的检验，那简直是太荒谬了。
李嘉图协作定律及其应用范围的普合性都是其描述情形的逻辑结论。如果A和B像描述的那样有差别，而且在生产的财货之间存在一个技术替代比，那么如果他们像定律说的那样参加劳动分工，那么总物质产出必然比不分工为多。任何其它的结论在逻辑上都是有瑕疵的。
最低工资和增加货币供应数量的后果也是一样的。根据命题描述的最初情形，得到的逻辑结果必然是失业率的升高和购买力的降低。作为事实，如果认为这些预测结果只是假设，而且没有观察不能确认它们的正确性，这同样是荒谬的。我们也不需要真的去规定最低工资或者印刷发行更多的纸币，然后去观察所发生的结果。
一个类比就是让一个人通过实际测量三角形的边和角去建立毕哥达拉斯定理。就像任何人都会对他的努力嗤之以鼻，我们难道就不可以说，认为经济学命题不得不经受经验的检验，这是公然的智力混乱的标志？
但是米塞斯决不是偶尔才注意到经济学和经验性科学间十分明显的差异的。米塞斯使我们理解了这个差异的性质，并解释了像经济学这样一门不需要观察就可以告诉我们一些事实的独特学科是如何可能存在的以及存在的原因。米塞斯的这个贡献如何高估都不为过。
为了更好地理解米塞斯的解释，我们必须进入哲学领域探究一番，更精确地说，是知识论或者认识论领域。我们要特别考察由伊曼努尔.康德在他的《纯粹理性批判》里全面发展出来的认识论。米塞斯的人类行为学思想很明显地受到康德的影响。但这并不代表米塞斯只是单纯的继承了康德思想。我将指出，事实上，米塞斯在康德自己停步的地方进一步推进了认识论。米塞斯以自己的方式推进了康德哲学的发展，但当时的正统康德哲学家们完全忽视也不欣赏米塞斯的贡献。尽管如此，米塞斯的中心概念和术语区分以及人类知识本性的基本观点仍然来自于康德。因此，我们必须回到康德。
在对古典经验主义尤其是大卫.休谟的批判过程中，康德发展出了他的思想。那就是，我们所有的判断(propositions)可以以两种方式划分：一，它们要么是分析的要么是综合的；二，它们要么是先验的要么是后验的。这种区分的意义简短介绍如下。当形式逻辑足够判断它们是否为真时，我们就称为分析判断；否则就称为综合判断。当必须通过观察来确定或者至少来确证其为真时，我们称为后验判断，如果不需要观察就能确定其为真，则我们称为先验判断。
康德哲学的特征标记就是宣称存在真的先验综合判断。米塞斯同意这个命题，所以他也是一个康德主义者。先验综合判断是这样一些判断，它们的真实性可以得到明确的确定。即使形式逻辑（当然，还是必要的）不足以确定其真实性，而且也不需要通过观察来确定其真实性。
在康德看来，数学和几何就是存在真的先验综合判断的例证。他还认为存在因果关系的一般原则也是一个真的先验综合判断。这些因果关系的一般原则有，存在时间不变的动因(time-invariantly operating cause)，以及每一个事件都嵌在因果之网中(embedded into a network of such causes)等。
我不再做深入的描述来解释康德是怎么来证明他的观点。12 一些简短的介绍就足够了。首先，如果形式逻辑不足以判断其真实性，而且也不需要观察，那么其真实性是如何得来的呢？康德的答案是，真实性来自于不证自明的最初公理。
是什么使得这些公理不证自明呢？康德说，不是因为它们在心理意识上的不证自明，心理意识上的不证自明指我们立即就意识到其真实性。相反，康德认为，发现这些公理通常比发现一些诸如树上的叶子是绿色的这样的经验事实需要更多辛勤的思索。它们是不证自明的是因为任何人要否定其真实性他必然会自相矛盾，也就是说，为了否定它们，他实际上又必须默认它们的真实性。
我们怎么发现这些公理呢？康德说，通过自我反省，通过对作为认知事物的自我的了解。先验综合判断的真实性最终来自内省的事实也解释了这些判断的真实性可以被理解的原因。观察经验只能表明事物的偶然性；它不能告诉我们关于事物必然性的任何东西。然而与之相对，康德写道，我们的理性能够理解事物的必然性，“它依据自己的规则来产生自己。”13
米塞斯在所有这些方面都跟随着康德。然而，我在前面说过，米塞斯在康德仅仅粗略一瞥的地方贡献了一个极端重要的洞见。对康德主义的一个常见批评是康德哲学看起来似乎有些唯心主义。因为就像康德所说，如果真的先验综合判断是那些关于我们的心灵如何工作以及必须如何工作的判断，那又怎么解释这些精神范畴和现实的吻合呢？又怎么解释，比如说，现实需要遵守因果关系原理，而我们的精神活动也必须遵守因果关系原理呢？难道我们不得不作出这样荒谬的唯心主义假设：因为现实实际上是由精神所创造这才可能？如果我的意思没有被误解，我不认为上面对康德主义的批判是正当的。14尽管康德的部分表述毫无疑问留给了这种指责的某些合理性。
比如康德的这个纲领性声明：“到目前为止，都认为我们的认识不得不向实际观察看齐，“相反应该认为”实际观察向我们的认识看齐。“15
米塞斯为这一挑战提供了解决方案。就像康德说的，是的，先验综合判断的真实性植根于不证自明的公理，而且是通过自我反省而不是什么“观察”事物来理解这些公理。然而我们不得不更进一步。我们必须意识到这些必然的真理不单单是一个人精神的范畴，还是一个行动人的精神的范畴。精神的范畴只有在行动的范畴的基础上才能最终被理解。一认识到这一点，所有的唯心主义迹象都消失了。相反，宣称存在真的先天综合判断的认识论就成了实在认识论。因为最终在行为的范畴上来理解，精神与外界实在的物质世界间的鸿沟链接在了一起。作为行为的范畴，它们必须既是精神的又是物质的。因为通过行为精神和物质才结合在一起。
康德也曾暗示过这个解决方案。比如说，康德认为数学就建立在我们对迭代和迭代运算意义的认识上。尽管有一些模糊，他还认识到因果关系意味着我们理解要采取的行动和行动的手段。16
然而是米塞斯把这个洞见提升到最显著的位置：他认识到，因果关系是一个行为的范畴。行为意味着在时间上的某点介入，然后产生某些紧随其后的结果，因此每一个行为人都必须预先假定存在着恒常的动因。正像米塞斯所说，因果关系是行为的先决条件。
但是米塞斯对认识论的兴趣没有康德那样强烈。米塞斯在认识到行为是精神和外在世界的桥梁之后，他就发现了真的先天综合判断如何可能这个康德问题的答案。米塞斯在其他一些认识论的核心问题上以及因果关系上都提出了一些极端重要的洞见，比如说作为逻辑基石的矛盾律。米塞斯因此为将来的哲学研究开辟了新的道路，但就我所知，沿着米塞斯的道路前进的哲学研究几乎没有。因为米塞斯研究的主题是经济学，所以我不再解释为什么因果关系是一个先天综合判断的细节问题。17
米塞斯不仅认识到认识论间接依赖于我们对行为的内省知识，因此能够宣称存在一些关于现实的先验正确的判断，他还认识到经济学也是如此的，而且以一种更直接的方式。经济学命题直接来自于我们对行为内省获得的知识，而且这些描述现实的先验正确的命题可以由我们对米塞斯所称为“行为公理”的理解推导出来。
“行为公理”指人必然行为(Humans act)，这个公理满足作为一个真的先验综合判断的精确要求。不可能否认这个命题的正确性，因为你的这个否认也是一个行为的范畴。这个命题的正确性确实是无法否定的。而且这个公理不是由观察推导而来，相反是来自于内省。现实中只能观察到身体的运动，而不能观察到所谓的行为。
而且，作为必须理解而不是观察到的东西，它仍然是关于现实的知识。这是因为，理解过程中运用到的概念上的区分无外乎是精神通过自己身体和外在世界相互作用的范畴。虽然一旦明确，它就能像关于一些真实且存在的事物的不可否证的真实命题一样被人们所理解18，但行为公理的蕴涵在心理意义上并不是不证自明的。
无疑，行为者的每一个行为都在追求一个目标，这既不是心理上显然的也不是可观察得到的；而且不管这个目标是什么，行为者在追求此目标的这个事实表明，和他设想的其它目标相比，在他开始行为时他就把较高的价值置于这个目标上。
为了达到他认为最有价值的目标，必须在产生结果之前的某个时间点决定实施或者不实施（这当然也是一个实施）一个行为；这些行为的实施总是意味着要使用到一些稀缺的手段（至少包括行为者的身体，站立的空间，行为实施所花费的时间）；这既不是显然的，也不是可观察得到的。
手段对于一个行动者来说也是有价值的，手段的价值来自于目标的价值，因为行为者为了有效地达到他的目标，他必须使用必要的手段；而且行为总是在选择确定之后才能实施，比如说，在某个时间点采取对行为者意味着较高价值目标的行动，同时也意味着排除了对较低价值目标的追求；这既不是显然的，也不是可观察得到的。
不得不选择的结果是某个目标优先于其他目标，因为不可能同时实现所有的目标，这意味着成本的产生，这既不能自动明白，也不是可观察得到的。比方说，放弃附于我们无法实现的最有价值目标上的价值，或者因为必要的手段要实施于其他可能具有更高价值的目标上而必须推迟此目标的实现。
最后，在行为的开始，行为者会认为每一个目标的价值比其成本高，并能够获得利润，比如说，结果的价值比放弃的机会的价值更高，这既不是显而易见的，也不是可观察得到的。然而，每一个行为同样始终会面临着损失的可能。假如行为者在回顾往事时，与以前预期的结果相比，他发现实际达到的结果的价值比放弃的目标的价值要低。
所有这些范畴——价值，目标，手段，选择，偏好，成本，利润和损失，以及时间和因果——都包含在在行为公理里。然而，一个人要以这些范畴来解读实际观察就必须知道它对行为意味着什么。非行为者不可能理解它们。它们不是“给定”的，容易观察的，相反，观察经验不存在于行为者的术语里。它们的内省再建也不是一项简单的，心理上不证自明的脑力劳动，历史证明，在对上面列出的行为本性的认识过程中，一长串的努力都曾落空。
通过辛勤的智力努力才清晰地认识到什么是真的先验综合判断，比如说，独立于观察而且也不能被任何观察所证伪的命题。这些命题一经明确表达，每个人都立马意识到它的正确性，
企图驳斥行为公理本身就是指向一个目标的行为，需要手段，放弃了其它行为，产生成本，行为者遭受达成或者达不成预期目标的可能性，因此产生利润或者损失。
一拥有这些知识，就不会再有争议，这些概念的有效性不会被任何或然的经验所证伪，因为为了驳斥或者证伪它们，你已经预先默认了它们的存在。事实上，这些行为的范畴不存在的状态(situation)自身也永不会被观察到，因为观察也是一个行为。
米塞斯的深刻洞察力就在于发现，经济推理只能建立在对行为的理解上；作为一种应用逻辑的经济学可以从先验综合判断的行为公理推导出来。交换定律，边际效用递减定律，李嘉图协作法则，价格管制定律，货币数量论，我前面提到的所用经济命题，都可以从行为公理逻辑推演出来。这也是让那些认为经济学和自然科学的认识论相同的人觉得荒谬的原因所在。假如经济学和自然科学的认识论相同，根据验证正确性的要求，我们不得不处于寻找未知结果的事实的过程中，而目的却是为了建立一个人的确是个行为者这个事实。简而言之：这真是太荒谬了。
人类行为学指出，真的经济学命题都必须能够通过形式逻辑的方法从原初知识演绎推出，这些原初知识是从关于行为的意义的无可争辩的正确的知识。
特别地，所有的经济学推理都由以下组成：
（1）对行为范畴以及对诸如价值，偏好，知识，手段，成本等不同含义的理解；
（2）对一个世界的描述，在这个世界里面，行为范畴有具体的含义，一些明确的人作为行为者，有明确的物体作为他们行为的手段，有一些明确的目标作为价值，有明确的东西作为成本。这些描述可以是只有一个人的鲁滨逊.克鲁索世界，也可以是不止一个行为者的世界，在这个世界里面人际关系成为可能；或者一个物物交换的世界；或者利用货币作为通用交换媒介，存在货币和交换的世界；或者只有土地，劳动力和时间作为生产要素的世界；或者存在资本生产的世界；或者完全专业分工生产的世界；或者完全没有专业分工生产的世界；或者存在多样化的社会制度的世界，里面存在侵犯及武力威慑行为；等等；
（3）在这个世界里实施某些特定行为的结果或者以某种方式改变某个特定行为者的状态产生的结果的逻辑推演；
假如演绎的过程不存在瑕疵，如此推理得到的结论必然是先验正确的，因为它们的正确性最终可以回溯到无可争议的行为公理。如果引入的状态和改变是想象的和假设的（如鲁滨逊.克鲁索世界或者完全无分工生产的世界或者完全专业分工生产的世界），当然结论只对这个‘可能的世界’先验正确。换句话说，如果状况和改变是真实的，真实的行为者感知和概念化它们，那么得到的结论就像真实世界一样是先验正确的命题。19
这就是作为人类行为学的经济学思想。这就是奥地利学派和他们的经济学同行最终的分歧所在：其他学派的命题不能从行为公理推演而来，或者甚至直接与从行为公理推演而来的命题矛盾。
尽管在分辨事实和评价某些事件作为彼此相关的因果关系上有一些共识，但是这种共识是表面的。因为当这些命题实际上是先验正确的命题时，那些经济学家错误的相信这些命题是被经验很好地检验的命题。
其他非人类行为学派的经济思想都错误的把事件间的人类行为逻辑关系当作由确认而来的经验规律。因此对“一个球不能同时既是红色的也是非红色的”这样的命题，他们也要求在欧洲，美洲，亚洲和澳洲不同的地方验证，当然，这也就意味着需要大笔的基金来资助这个无厘头的研究。而且，非人类行为学派的经济学家还相信，如果先验推理不能提供给他们关于特定事件间的偶然的历史关系的信息时，这些事件间的关系是确认来的经验规律。
这是非奥地利学派的另一个基本概念的混淆，混淆了理论和历史间范畴上的差别以及这个差别在社会和经济预测问题上的应用。
我必须再从描述经验主义开始，经验主义哲学认为经济学和社会学遵循和物理学研究一样的逻辑。下面我将解释原因。根据今天被经济学最广泛接受的经验主义观点，在理论和历史研究之间没有范畴上的差别。我还将解释它们对经济预测意味着什么。在对经验主义命题的批判和驳斥的基础上，展现很奥地利学派观点的不同之处。
经验主义的典型特征是它接受两个密切相关的基础命题。20 第一个也是最核心的命题是，关于现实的知识，也称之为经验知识，必须能够被可观察到的经验证实或者至少证伪。可观察到的经验只能得到或然的知识（和必然知识相反），因为 这意味着没有人在经验之前就知道。 另一方面，如果知识不能被可观察的经验所证实或者证伪，那么它就不是关于任何真实东西的知识。它只是简单的关于词语，术语的运用，符号和符号的变换规则的知识。也就是说，这只是分析知识，不是经验知识。根据经验主义的看法，分析知识能不能被认为是知识是值得高度怀疑的。
经验主义的第二个假设是第一个假设在因果关系，原因解释和预测上的外延和应用。在经验主义看来，因果解释或者预测一个现实现象就是形成一个命题，这个命题或者是诸如“如果A，那么B”的类型的命题，或者是诸如对变量做量化测量的“如果A增加（降低），那么B降低（增加）”的类型的命题。
关于现实的命题（A和B都是实际现象），只检验命题自身，它的正确性永远不可能确定性地建立，从这一有问题(in question)的命题出发也不能逻辑演绎出任何其他正确命题。做出的陈述将总是而且永远处于假设状态，其正确性依赖于未来经验观察的结果，而未来的结果我们无法提前得知。如果经验验证了一个假设的因果解释，这也不能证明这一假设就是正确的。如果一个人在某一瞬间观察到B确实是在A之后发生，和预测的结果一样，它也说明不了任何东西。A和B是一般抽象事物，或者用哲学术语说是一般性的（universals），在A、B之前（原则上可能）有无数瞬间发生的事件和过程。以后的经验仍然可能否定它。
如果一个实验否定了一个假设，这也不是决定性的。因为如果观察到A不是跟随在B之后发生，假设的现象A和B之间存在因果关系仍然是有可能的。可能是其它一些被忽略的，不可控制的环境或变量使得假设中的关系没有被实际观察到。最多可以说（at the most），否定只能证明，检验的这些假设不是完全正确，实验中就是这样。它需要进一步的修正，需要一些附加的变量，找到并控制这些变量，我们应该就能够观察到A和B之间假设的关系。但是,为了确定它们之间的关系，某些给定现象之间的关系也可能不存在，证伪不能只做一次就适用于所有情况了（once and for all)，和一次确证也不可能决定性地证明它们之间的关系是存在的道理是一样的。21
当我们考虑到这一点，我们再次注意到，对先验知识的否定同时就意味着对任何确定知识的否定。依据经验主义的观点，任何号称先验的命题不过是纸上的符号而已，对这些彼此相关的符号的定义或者随意地操作（stipulation）完全没有意义：它怎么都和现实世界没有关系。只有在吧经验解释赋予这些符号时，它们才有实际意义。只要一个解释赋予这些符号，这一命题就不再是先验正确的了，并变成并将永远成为假设性的了。
而且，根据经验主义，我们不可能确定地知道一件事是否可能是另一件事的原因。如果我们想解释某些现象，可能原因的假设不会被先验考虑所束缚。每一个事物都会对所有其它事物有一定的影响。我们必须通过经验发现它有没有影响；但是经验却永不可会告诉我们这个问题的确切答案。
下一点把我们带向这一部分的主题：历史和理论之间的关系。我们注意到，根据经验主义的观点，在历史和理论解释之间没有原则性的不同。所有的解释都是相同的类型。为了解释一个现象，我们假设某些其他现象是它的原因，然后看假设的原因在时间上是否真的在效果(effect)之前。历史解释和理论解释之间的差别仅在于，历史解释指向的是存在于过去并已经发生的事件，而理论解释则是对还未发生的效果的解释，或者更确切地说是对它的预测。尽管从在结构上看，在历史解释和理论预测之间没有什么不同。然而，的确有一个实际（pragmatic）的差别可以解释为什么经验主义者特别强调理论预测力的重要，而不满足于只对着(vis-à-vis)历史数据来检验理论。22 任何一个曾经做过数据分析的愚蠢把戏的人都会很清楚如此的原因所在。如果将要解释的现象已经发生，找出所有发生在它之前的事件并拼合在一起很容易，就有可能找到原因。而且，如果我们不想延长可能的原因的列表，找出更多先前的变量，我们就按下面的来做（在计算机时代更容易）：我们可以选择任何一个先前的变量，然后在它和要解释的变量之间找出不同的函数关系——线性关系或者曲线关系，递归或者非递归方程，加法或者乘法关系等等。接着选择第二个变量，第三个变量，。。。我们就会就会找到吻合数据的函数关系。你会发现一个甚至任何数量的你可能期望的答案。
但是，这些先前事件中的哪一个，或者所有这些关系的哪一个是原因或者构成因果关系呢？根据经验主义的看法，对于这个问题，没有先验的考虑可以帮助我们。这也是为什么经验主义这么强调预测的重要性的原因。为了在如此多历史解释中找出哪一个是真正正确的，或者至少不是错的，我们不得不通过预测还没有发生的事件来找出它们，看看它们预测的如何，因此排除错误的解释。
关于经验主义以及它对理论、历史和预测的看法就讲这么多。我不再详尽地分析这个问题了，不管是否强调对经验主义很显然的狭义的应用，也不会带来哪怕一点儿成功的预测。（whether or not emphasis on predictive success changes much, if anything at all, with respect to the rather evident relativistic implications of empiricism。）只需要记住，根据经验主义的学说，预测正确或者预测错误都不会帮助我们确定一对变量之间的因果关系是否存在。这使我们相当怀疑，在这一哲学的基石上（the cornerstone of one’s philosophy）预测能得到什么东西。
我希望来挑战经验主义哲学思考的起点。对经验主义有一些决定性（conclusive，结论性）的反驳。我将展示经验主义对经验和分析知识的区分是完全错误而且自相矛盾的。23 这将使我们导出奥地利学派对理论，历史和预测的观点。
经验主义的核心主张是：经验知识必须被经验证实或者证伪；而不如此通过经验证实或证伪的分析知识则不包含任何经验知识。如果这是正确的话，那么可以这么问：那么这一经验主义的基础命题如何呢？很明显，它要么是分析的，要么是经验的。
我们首先假设它是分析的。然而，根据经验主义的学说，任何分析命题只是写在纸上的胡乱涂划，夸夸其谈（hot air）而已，完全没有意义。对任何现实的事物它没有说任何东西。因此一个人不得不得出结论，经验主义对它自己要表达的东西甚至都不能表达。而在另一方面，如果它说了我们所认为的东西，那么它的确告诉我们一些真实的东西。作为一个事实，它的确告诉我们关于现实的基本结构的知识。它告诉我们，现实中不存在我们可以先于未来的经验知道的任何知识，这些知识可以确证或者否证我们的假设。
如果这个有意义的命题被认为是分析的，那么，这个命题不允许任何证伪，只通过分析语句本身，就会确立其全部真理，不然的话一个人就会面对一个显然的悖论。经验主义自身不会证明任何东西，除了它是一个自相矛盾的无意义的胡话。24
因此,可能我们应该选择其他选项，然后宣称经验知识和分析知识之间的基本的经验主义区分是一个经验主义的称述。但是那样的话，经验主义的观点可能不再有任何分量。因为如果这是一个经验主义的命题，我们不得不承认，这个经验主义的命题可能是错的，而且一个人需要一个诊断标准来判断它是对的还是错的。更精确地说，一个经验主义命题，对或者错只是一个历史事实的状态而已，就像“所有仔细审察(scrutinized)的命题事实上都落在分析和经验这两个范畴之内”一样。这一命题对决定它是否能够产生一个先验正确的命题还是一个经验命题完全不相关。事实上，如果经验主义的核心主张是一个经验命题的话，经验主义将完全不能成为一种认识论，不能成为科学的逻辑，将只是用某些武断的名字以某些武断的方式、武断的语法习俗称呼某些命题而已。
我们对经验主义的第一步批评说明了什么呢？它很明显地表明关于知识的经验主义观点是错误的，它是通过一个有意义的先验反驳来证明的。在这么做的过程中，它表明康德和米塞斯关于存在先验综合判断的想法是正确的。更特别的是，它证明不能用经验主义来描述（depict）理论和历史之间的关系。也必然承认存在一个理论，这一理论在经验上是有意义的，它的范畴和经验主义理论的看法不同。（There must also be a realm of theory-theory that is empirically meaningful-which is categorically different from the only idea of theory empiricism admits to having existence. ） 如果我们相信的话，必然也存在一个先验的理论，理论和历史之间的关系也必然是不同的，而且远比经验主义复杂。当我写出另一个反对经验主义的论点（argument）时，它们之间的不同就非常显而易见，另一个先验命题，这个称述反对经验主义认为的在知识的每个领域理论和经验研究是一样的观点。
不管经验主义在处理自然科学时是多么适宜（我认为甚至在自然科学经验主义方法也是不适宜的，但是在本文我不能深入讲这些）25，经验主义的方法可以应用在在社会科学里也是不可想象的。
行为是我们称为社会科学领域的主要研究对象。经验主义认为行为像任何其他现象一样可以而且也必然能够通过由经验来确证或者证伪的因果假设来解释。26
如果的确如此，那么经验主义必须首先假设在行为之间存在与时间无关的不变的因果关系，这又与它自己不存在任何现实的先验知识的学说相反。
一个人不可能先验地知道哪一个特定的事件可能是任何其他特定事件的原因。但是经验主义想让我们把一个事件序列的不同经验关联起来，使得它们彼此互相证实或者证伪。如果它们互相证伪，那么我们将对最初的假设做出修正（reformulation）。为了这样做，我们必须假设在因果关系中存在一个与时间无关的常量，要认识到行为的因果关系存在当然要求关于现实行为的知识。没有这一存在因果的假设，不同经验之间永远不可能把一个事件和要证伪或证实的其它事件彼此相互关联起来。它们只是互不相关、不可比较（incommensurable）的观察。这里一个，那里一个；它们是相同的或相似的；或者它们是不同的。不能告诉我们任何东西。27
而且，还有另外一个矛盾之处，立即使得我们导出米塞斯的主要观点，米塞斯认为在社会科学领域理论和历史间的关系和自然科学中理论和历史间的关系具有完全不同的性质。
这一矛盾是什么呢？如果行为的确是由与时间无关的不变的因果关系所控制，那么自然就出现下面的问题：如何解释解释者呢？他们毕竟是提出假设并执行证实和证伪过程的人。
为了消化吸收证实或者证伪的经验，也就是用新的假设取代旧的假设，必须假设一个人能不断地从经验中学习。每一个经验主义者都不得不承认这一点，否则的话，那到底为什么要施行经验研究呢？
但是如果一个人用不知道的方式从经验中学习，那么，他也得承认他不知道在某一时刻之后他将知道什么，相应地他也不知道在这一知识的基础上他将如何行动。一个人只可能在一个行为发生之后重建此行为的原因，同样，一个人只有在已经掌握了某知识之后才能解释它。事实上，一个人的知识和行为在不变的因果(operating cause)知识上也是不可预测的。科学进步也不能改变这一事实。一个人可能认为自由只是一个幻觉。从一个认知能力比所有知识分子都强的科学家的角度或者从上帝的角度来看这可能是正确的。但是我们不是上帝，而且即使在上帝看来我们的自由是幻觉，而且我们的行为也遵循可预测的路径，对我们人类来说，这种幻觉也是必需的和不可缺少的。在先前状态的基础上，我们不能提前预知我们知识或者宣扬（manifesting)此知识之行为的未来状况。我们只能在此事件之后重建他们。28
因此，当应用在知识和行为领域，经验主义方法论就是自相矛盾的，因为行为含有其自身必需组分的知识。相信经验主义的社会科学家写出社会现象的预测方程，他们只是在做毫无意义的事情。他们参与企业的活动（Their activity of engaging in an enterprise）只是证明他们在假装在做不可能做到的事情，他们必须承认他们还不知道企业的产出。就像米塞斯写下并不断强调的那样：在人类行为领域不存在经验性的因果常量。29
然后通过先验推理的方法，一个人可以建立下面的观点：和自然历史不同，社会历史不能得到任何预测性目的的知识。相反，社会和经济历史只指向过去。过去人们是如何行动及为什么行动的研究结果对未来他们是否还按同样的方式行动没有系统性的指导意义(bearing)。人类可以学习。假设一个人现在就能预测到他明天才能知道的知识以及明天的知识和今天的知识之间的差别，这是荒谬的。
一个人今天不能预知一年内他对糖的需求，就像爱因斯坦在发现相对论之前也不能预知相对论，两者相差不多。一个人现在不会知道将来一年他需要的糖量。而且他也无法知道一年内他为买糖而放弃的其他商品。当然他可以猜测。但是必须承认，在不变因果的基础上无法预测将来知识的状态，所以一个人不能像预测月亮、天气或者潮汐未来状况一样，假装能够预测将来的认知状况。对月亮、天气或者潮汐的这些预测适合（legitimately）利用与时间无关的不变的因果假设。但是对未来糖果需求的预测是一个完全不同的事情。
假如社会和经济历史只能得到(come up with)重建的解释而没有任何预测性的解释，那么随之而得到的就是另一个关于经验社会研究的极端重要的观点。这是对经验主义的另一个决定性的批判，至少是对经验主义号称其是社会科学研究的适宜的方法论的批判。
读者可能还记得我在前面已经讲过为什么经验主义如此强调解释性理论的预测能力。对将要解释的每一个现象都有很多的先前事件，在先前事件和我们要解释的现象之间存在很多关系，只有通过这些关系才可能解释我们要解释的现象。但是这么候选（rival）解释中的哪一个是对的，哪些又是错的呢？经验主义的答案是：试着去预测，对未来事件预测的成功与否会告诉你哪一个解释是对的，哪一个解释是错的。很明显，如果在行为间没有起作用的与时间无关的因果关系，这一答案就不起作用。然后呢？显然经验主义无法回答这个问题。
尽管没有任何科学方法来预测行为，但这并不意味着一个重建的(reconstructive)历史解释和其它的解释没有任何差别。比如说，如果一个人解释我决定从德国来到美国这一事实，就因为密西根的玉米先于我的决定，把我的决定归因于密西根的玉米正在旺盛生长这一事件。每一个人都会认为这一解释是荒谬的。但是如果假设密西根的玉米这一事件的确先于我的决定发生，那么为什么它不能解释我的决定呢？显然，原因在于，密西根的玉米和我的决定没有半毛钱关系。如果有人 某种程度上(insofar)很了解我的话，就会发现的确如此。
但是你怎么能认识到这一点呢？可以通过了解引起我的行为的动机和兴趣，我的信念（conviction）和（愿望）aspiration，我的规范性取向（normative orientation），我的具体认知（concrete perceptions）来得到答案。我们怎么能了解某个人呢？进一步，我们怎么能确信我们的了解的确是正确的呢？对前一问题，通过伪交流(pseudo-communication)及和他的交互可以了解某个人。我之所以说伪交流，是因为很明显，假如我们要找出凯撒越过卢比卡河(cross Rubicon)的原因，我们不可能真的和凯撒交流。但是我们可以研究凯撒的著作，比较他的著作中的他的话语(conviction)和他真实的(deeds)，我们还可以研究那个时代的著作和事件，从而试着去了解凯撒的性格，他的日程安排(his time)，以及在那个时代他特别的作用和位置。30
对第二个问题，确证历史解释的问题，不得不承认，从外面看，不存在绝对清晰明确的标准可以决定两个rival可能的解释中的哪一个是绝对正确的，而另一个是绝对错误的，虽然这两个解释都以我们的理解为基础。历史不像自然科学那样是一门精确的科学，或者说，在很不同的意义上来说，经济学才是一门精确的科学。
尽管两个历史学家对要解释的某一个事件事实的描述及影响因素的评价一样，他们可能对每个因素在此事件中起的作用大小仍然有不同的看法。没有办法完全没有一丝武断地决定各个因素所起的作用的大小。31
这里请大家不要误解我。存在一些历史解释的真理标准。尽管这些标准在历史学家之间不能排除所有的不同意见，但是仍然排除和（disqualify）了很大一部分的解释。标准就是，任何正确的历史解释必须能够解释行为者行动的方式32，要解释的行为者的行为在原则上能够验证解释和解释的因素。这里主要的词语是：原则上。显然，凯撒不可能验证我们对他越过卢比卡河的解释。而且，即使他能够去验证，事实上他也可能有足够的理由不去验证这些假设，因为验证可能和他的某些其它目标相冲突。
再则，说任何正确的解释必须被行为者确证也并不意味着每一个行为者总是他自己最好的解释者。爱因斯坦可能比任何其他人更好地解释他当时是怎么想到相对论的，又是为什么想到相对论的。但是也可能不是。非常可能，一位科学史家可能比爱因斯坦本人更了解导致他发现相对论的影响因素。这是有可能的，因为决定一个人的行为的影响因素或者规则可能是潜意识的。33 或者这些因素太明显了，就因为如此，他本人也没能发现。
下面的例子可能对我们理解其他人可能比某人更好地了解他自己这一奇怪的事实非常有帮助。以一个公共演讲为例。很明显，演讲者很大程度上可能有讲他所说的及讲述影响他看待事物的方式的原因。他可能比任何其他人讲的都好。在他演讲的时候，他习惯性潜意识地服从一些规则，这些规则他很难搞清楚或者要克服巨大的困难才能讲清楚。在他讲话时，他还要遵从一定的语法规则。尽管这些规则明明影响他的行为，但是他经常还是完全不能表述这些规则。比行为者自己更好地理解他的行为的历史学家就好比分析公共演讲者的句子结构的语法学家。他们都是重建并清晰地搞清楚行为者实际遵从的规则，而这些规则演讲者自己却不能明白或者只能克服巨大的困难才能明白。34
演讲者可能不能表述他遵从的规则，他可能需要专业的历史学家或者语法学家帮助他。但重要的是，演讲者在明白以前不明白的规则之后，演讲者能够语法学家解释的正确性，这也是语法学家解释的正确与否的标准。为了检验语法学家或者历史学家的解释正确与否，行为者需要能够认识到实际影响他行为的规则。我们已经讲了很多历史研究的逻辑以及在了解基础上的重建研究。35
在人类知识和行为领域不可能建立因果预测的观点可能会给我们这样的印象，如果真是这样的话，那么预测将只是成功或者失败的猜测而已。然而，这一印象就像认为一个人能够预测苹果的生长情况一样预测人类行为一样是错误的。米塞斯关于经济理论和历史之间交互作用的观点就这样进入我们的视野。36
事实上，社会和经济未来不是完全地，绝对地不确定的原因并不难理解，在行为领域因果预测的不可能性可以通过先验判断来证明。这一判断包含一个关于行为的正确的先验知识，那就是行为不是被时间无关的因果关系所决定的。
因此，经济预测事实上总是一个系统性不可琢磨（unteachable)的艺术，与此同时，所有的经济预测必须被关于那些行为的先验知识的存在行所约束。37
以货币数量论为例，人类行为学的命题是如果增加货币供给量，而对货币的需求保持不变，那么货币的购买力将下降。行为的先验知识告诉我们，不可能科学地预测货币供给量是增加，降低还是不变。也不可能不管货币供应量的变化情况而科学地预测现金帐号对货币的需求将上升，降低还是保持不变。我们不能宣称能够预测这些事情，因为我们不能预测人们未来的知识状态。然而未来的知识状态明显会影响货币供给量和需求量。所以，我们包含在货币数量论中的人类行为学的理论知识对预测经济未来只有相当有限的作用。
理论不允许我们去预测未来的经济事件，即使货币供给量的扩大已成为一个事实。一个人仍然不能预测货币需求量会如何变化。尽管，正发生的对货币需求变化的事件当然会影响随后发生的事情（根据增加的货币的来源会有抵消，增加，降低，加速，降速效应），这些变化原则上不能预测或者实验性地固定不变。认为主观知识在先前（antecedent）变量基础上可以预测，而且能够保持不变的想法都是十足（outright）的谬论，因为主观知识的每一个改变都会影响行为。想使知识保持不变的实验者实际上不得不预先假设（presuppose）他的知识，特别是实验结果的知识，也不是在时间中不变的。
在表示预测不变的公式基础上，货币数量论不能提供任何确定或者可能的特定经济事件。然而，理论还是会限制可能的正确预测的范围。不是因为它是一个经验性理论才如此，而是因为它是一个人类行为学理论，它是我们的预测的逻辑限制。38 不符合这些知识（在我们的例子里是货币数量论）的预测会出现系统性的偏差，会导致预测错误数量的系统性增加。这也不意味一个人依靠正确的人类行为学推理得到的对未来经济事物的预测就必然比另一个预测者以错误的思考（deliberation）和推理链得到的预测更好。它只是说，从长期来看，掌握人类行为学的预测者的预测平均会比没有掌握的预测者要好。
即使一个人正确地发现“货币供给量增加了”这一事件，而且他的人类行为学推理告诉他这一事件在逻辑上必然导致“货币购买力下降”这一事件，他还是可能做出错误的预测。因为一个人可能错误地预测“货币的需求”的改变。他可能认为对货币的需求不变，而实际上需求增加了。因此，预计的通货膨胀并没有如期发生。另一方面，他也可能做出正确的预测，比如，他预计货币的购买力没有下降，尽管他错误地相信货币供给量的增加和货币的购买力没有关系。因为可能同时发生了另一个变化（对货币的需求增加了），这一变化抵消了他对因果的错误判断，使得他的预测碰巧正确。
然而，这把我带回我的观点，人类行为学在逻辑上限制我们对经济事件的预测，如果我们假设所有的预测者，不管有没有牢固的人类行为学知识，平均在同等的程度上熟悉同时发生的其它变化，会如何呢？如果他们同样幸运地猜中了社会和经济未来又如何呢？很明显，我们必须得出结论，认识到并按人类行为学规律如货币数量论预测的人的预测会比不知道人类行为学规律的人的预测更正确。
不可能建立一个预测公式，这一公式假设时间无关的因果作用，使得我们能够科学地预测货币需求量的变化。对货币的需求必然由人们知识的将来状况决定，而将来的知识是不可预测的。因此，人类行为学知识在预测功能方面作用很小。39
在所有的预测者中，即使他们正确地预测到货币的需求量会增加，同时也正确地觉察到货币的供给量的确也增加了，也只有认识到货币数量论的那些人才能做出正确的预测。那些不相信人类行为学的人将做出错误的预测。
了解经济预测的逻辑和人类行为学推理的实际应用，就是把经济学的先验定理看作是经验预测的逻辑限制，也是对未来要发生什么或者不会发生什么施加的逻辑界限。
作为最伟大及最有创造力的经济学家，米塞斯再三深入地分析了经济学命题的逻辑状况问题，比如我们是如何知道他们的并且如何去证实他们。很多人认为要取得经济学系统化的进步，这种关注是不可或缺的。事实上，他们中最重要的人就是米塞斯。因为一个人头脑中关于这个基本问题答案的任何错误概念就会自然导致智力灾难，比如说，得到错误的经济学说。相应地，米塞斯有三本书都全部用来阐述经济学的逻辑基础：早期1933年在德国出版的《经济学的认识论问题》；1957年的《理论和历史》；1962年的《经济学的最终基础》，这是米塞斯的最后一本书，那时米塞斯已经年过八旬。米塞斯在经济学领域的著作同样一直恰当的显示了米塞斯注意到分析认识论问题的重要性。最突出的表现就是，米塞斯的巨作《人的行为》的前面100余页都在讨论认识论问题，随后的近800多页同样充满着认识论上的考虑。
接着米塞斯的传统，经济学的基础仍然是我们这一章的主题。我给自己设定了两个目标。第一，我将解释米塞斯提出的经济科学的最终基础问题的解决方案，这个方案就是他关于行为的纯粹理论或者他自己称之为人类行为学的思想。第二，我将说明为什么米塞斯的方案不仅仅只是对经济学及其命题的性质有着无可争辩的洞见。
它使我们洞察到认识论最终的根基。事实上，就像本章的标题所表明的那样，我将阐述人类行为学必须被认为是认识论的基础，因此，除了作为经济学家的伟大成就之外，米塞斯也在整个理性主义哲学的领域做出了开创性贡献。40
让我们看看米塞斯的方案吧。下面这些典型的经济学命题在逻辑上对不对呢：如边际效用定律（对人们来说具有相同可用性的一种财货，只要增加一额外单位，附着在这一额外单位上的价值必然会降低，因为以这一额外单位的财货作为手段达到的目标的价值比先前一单位的财货能满足的最低价值目标的价值要低），或者货币数量论（只要人们手中持有现金货币的需求不变，增加货币的供给，必然导致货币的购买力下降）。
在解决这个问题的过程中，米塞斯面临双重的挑战。米塞斯要面对的一种挑战来自于现代经验主义。事实上维也纳是经验主义运动的早期中心之一，米塞斯对此非常熟悉。那时候，经验主义运动正在逐步使其成为几十年来西方学术界统治性的哲学思想，而且到今天为止，绝大多数的经济学家在他们的学科里仍然信奉经验主义。41
经验主义把自然和自然科学作为它的楷模。根据经验主义的看法，上面提到的经济命题的例子有着和自然定律一样的逻辑形态。自然定律描述两个或者多个事件间的假设关系，基本上以如果-那么这样的形式陈述。像自然科学的假设一样，经济学的命题也需要经验的连续不断的检验。关于经济事件之间关系的命题不可能只需要一次检验就可以确保以后都可以成立。相反，它将一直经受未来经验随机结果的检验。未来的经验可能证实假设的正确性。但是这并不足以证明这个假设就是对的，因为经济学命题在描述相关事件时寻找的是一般原则（general terms）（哲学术语叫共性），会应用在无数情况或者案例上，因此将来的经验总是为其证伪留下了可能性。一次的证实能够证明的只是假设还没有被证明是错误的。另一方面，经验也可能证伪假设。这的确能够明确的证明假设的某些地方是错误的。但是它也无法证明特定事件间假设存在的关系永远不会被观察到。这只是表明到目前为止，关系还没在他实际能负责(accounted for)和控制条件下的观察中出现。然而，这并不能排除，只要在其他的控制条件下，假设的关系就可能出现。
这种哲学孕育的态度事实上已经为目前绝大部分经济学家所信奉，也是他们研究的方法。它是一种怀疑主义的态度，它的座右铭是“在经济现象中不可能知道任何确定的东西”。因为经验主义认为经济现象是客观的数据、空间的扩展和可以数量化的测定，严格相似于自然科学中的现象，因此甚至可以更确切的说，经验主义经济学家独特的怀疑论可能和社会工程师信奉的怀疑论一模一样，它们都不保证任何东西。42
米塞斯面临的另一个挑战来自于历史学派。事实上，米塞斯在奥地利和瑞士生活期间，历史主义哲学是说德语的大学和机构里占主导地位的意识形态。随着经验主义潮流的兴起，先前主导的历史学派显著没落。但是大约最近十年来历史主义在西方学术界再一次卷土重来。今天它们以诠释学，修辞学，解构主义和认识论无政府主义（虚无主义）的名字在我们周围随处可见。43
对历史学派，尤其是当前的版本的历史学派来说，模型不是自然，而是字面文字。按照历史学派的学说，经济现象不是可以测量的客观量。相反，它们都是经济学家对历史做的主观表达和解释，就像读者对一段字面文字做的解读。既然是主观的产物，事件之间的顺序没有客观规律可循。在字面文字之间，在历史表达和解释之间，没有任何东西由不变的关系所决定。当然，某些文字的确存在，次序发生的历史事件也的确存在。但是这绝不意味着有什么东西不得不按次序发生。它只是发生了而已。然而，一个人总是可以写出不同的文学故事，同样，历史以及历史事件的次序也能以完全不同的方式发生。而且，根据历史主义的看法，尤其是现代版本的诠释主义观点，这些与总是偶然发生事件相关的人类表达和解释同样没有任何客观规律的约束。对一切事物，在字面上可以随便表达或者解释，而且，按照同样的逻辑，一个人怎么表达或者解释历史和经济事件，历史和经济事件就是什么样的，历史学家和经济学家怎么表达或者解释这些过去的主观事件，它们的描述就是怎样的。
历史主义哲学产生的是一种相对主义的态度。它的座右铭是：“一切皆有可能“。在历史学派-诠释学派看来，历史和经济学不受任何客观规律的约束，像文学批评一样属于美学的范畴。相应地，它的结果就采用专题论文（disquisitions）的形式描述他所能感受到其他人感觉到的东西，这一结果能被其他人感觉到（felt）。（what someone feels about what he feels was felt by somebody else）。这是我们只有在某些领域，特别是社会学和政治学领域才会很熟悉的一种文体形式，44
我相信一个人的直觉会告诉他，经验主义和历史学派这两者的哲学中肯定有某些东西不对劲。它们的认识论甚至不能适用它们自己选择的模型：自然和文学。无论如何，在关于经济学命题如边际效用和货币数量论的问题上，这两者的解释根本就是错误的。他们把边际效用定律作为需要不断接受经验可能的证实或者证伪的假设性的定律一点也不让人惊奇。而且认为边际效用定律描述的现象可以量化也完全没有抓住重点，也很荒谬。历史学派的解释同样也没好到哪里。如果某个人只是想当然地希望货币数量论中货币供应量和购买力之间的关系不成立，它就真的不成立，这样的想法同样也是荒谬的。如果认为诸如货币，货币需求，货币购买力的概念的形成不受任何客观的限制，完全是异想天开的主观创造，这种思想同样是荒谬的。和经验主义的学说相反，经济学命题的这两个例子在逻辑上都是正确的，而且本质上描述的是主观事件。和历史学派相反，经济学命题的这两个例子在整个历史上都不可能不成立，即使描述的是主观事件也要受到客观的限制，而且能够把普遍有效的知识综合在一起。
米塞斯和他之前的大多数比较知名的经济学家一样拥有这样的直觉。45 然而在探索经济学基础的过程中，米塞斯超越了这些直觉。米塞斯直面经验主义和历史学派的挑战，系统性地重建了经济学的基础，在这个基础上才能正确而恰当地理解这些直觉。米塞斯从而促成了一门全新的经济学。在解释那些前人只是直觉掌握的知识过程中，米塞斯远远超越了以前已经建立的基础。在重建经济学直觉的理性基础的过程中，米塞斯确保我们能以恰当的路径去发展将来的经济学，并防止我们犯下系统性智力错误。
米塞斯在其重建的一开始就注意到，经验主义和历史学派都是自相矛盾的学说。46经验主义相信所有的–不管是自然地还是经济的—事件都仅仅是假设相关的，这个信条是和经验主义自身最基本的命题相矛盾的。因为如果一个命题本身只是被假设为正确的，比如说，一个关于“假设正确的命题”的假设正确的命题，它甚至不能被认为是一个认识论的陈述。因为无论如何我们都不能提供经济学命题在范畴上不是也不能先验正确的证明，即使直觉告诉我们它们是先验正确的。然而，如果认为经验主义的基本前提范畴上本身就是正确的，比如说，经验主义认为经验知识必然是假设的知识，如果我们假设存在关于事件如何相关的某些先验正确的知识，那么它会证明论断其自身为假，因此给主张先验正确的经验知识的学科比如经济学留下了空间。而且，经验主义的主张认为经济现象是可观测和可测量的，就像自然科学那样，这一主张自身也是尚无定论的。因为很明显，当经验主义告诉我们经济学概念根植于观察时，它想提供给我们有意义的经验知识。但是，经验主义使用的观察和测量概念本身明显都不是来自于观察经验，它们不同于鸡，蛋或者苹果，梨这些概念。一个人不可能观察到某个人正在观察或者测量。相反，他必须首先理解什么是观察和测量，然后才能把某些观察的现象解释为一次观察或者测量。因此，和其自身的学说相反，经验主义不得不承认存在以理解而不是以观察为基础的经验知识–就像根据我们的直觉，经济学命题就以理解为基础。47
历史主义的自相矛盾没有那么明显。因为如果象历史主义宣称的那样，历史和经济事件之间—被认为是主观理解而不是观察事件的结果—没有任何恒常的，时间不变的关系，那么也不能宣称关于历史和经济学的任何恒定正确的命题。相反，可以这么说，命题的正确与否是时刻变化的：如果在此刻我们希望的情况下，它可能是正确的，然而在下一个时刻我们不希望的情况下却可能是错误的，没有人能知道到底是什么情况。因此，如果历史主义的基本前提是这样的话，很明显它也不足以成为认识论的标准。历史主义不能提供给我们为什么要相信它的任何理由。然而，如果历史主义的基本命题被认为是永远正确的，那么这个关于历史和经济现象恒定性质的命题就和它自身的学说矛盾了，它不承认存在任何恒定的关系。而且，历史主义–甚至它的现代继承者诠释学—宣称历史和经济事件只不过是人的主观产物，不受任何客观因素的限制，这一命题被其自身所证伪。因为很明显，历史主义者必须假设这一陈述是有意义，正确的，他必须假定在他说关于某物的某些特定的东西，而不仅仅只是述说毫无意义的胡言乱语。那么如果这样的话，很明显，他的陈述必然被某些纯粹主观创造王国外的东西所限制。当然，我可以用英语，德语，汉语或者我愿意的其他语言来讲历史主义者所说的，在这个程度上，历史和经济的表达和解释可以认为只是主观产物。但是不管我选择哪种语言，不管我说的是什么，它们都被我的陈述背后命题的意思所限制，对任何语言都是一样的，而且完全独立于任何语言表达的特定形式而存在。和历史主义者的信条相反，存在这样的限制意味着人不能随意的处置。相反，和只产生无意义的声音相对，说任何有意义的话，我们都可以把它理解为一个逻辑必然的前提。如果他的表达和解释实际上由逻辑规律约束的事实不成立的话，历史主义者不能宣称他说了什么东西。历史主义的解释同样受有意义的称述的前提约束。48
在对经验主义和历史主义做了驳斥之后，米塞斯发现，理性主义哲学的主张被成功地重建，而且存在先验正确的命题的可能性得到确认，经济学的那些命题可能就是先验正确的。事实上，米塞斯明确地把他自己的认识论探索作为西方理性主义哲学工作的继续发展。他认同莱布尼兹和康德，反对洛克和休谟的传统。49米塞斯站在莱布尼兹的一边，莱布尼兹这样回答洛克的著名格言“凡经由感官而存在的，都已蕴含于心灵之中”，“只有心灵本身是例外”，他的回答同样出名。米塞斯认为他的使命是作为一名经济学的哲学家，严格相似于康德作为一名纯粹理性如认识论的哲学家。米塞斯像康德一样想证明存在真的先验综合命题，或者其真实性能够得到绝对确保的命题，即使形式逻辑的方法不足以确保其正确，而且也不需要观察。
我对经验主义和历史主义的批判证明了理性主义的一贯主张。它表明我们确实拥有不是来自于观察的知识，尽管这些知识受到客观规律的限制。事实上，我们对经验主义和历史主义的驳斥就包括这样的先验综合知识。然而，怎么证明经济学命题—比如边际效用定律和货币数量论–就是这种类型的知识呢？为达此目的(in order to do so)，米塞斯发现依据理性主义哲学家形成的严格传统，经济学命题必须满足两个要求。第一，必须可能证明经济学命题不是来自于观察到的现象，因为观察到的现象只能揭示偶然发生的事情；它一点也不能揭示事物为什么必须是这个样子的。相反，经济学命题必须说明其根植于内省认知，必须根植于把我们自己作为认知物体来理解。第二，内省理解必须得到某些命题作为不证自明的原始公理。这些公理不是心理感觉意义上的不证自明，这些公理也不是人们能够立即理解明白的，这些公理的真实性也不依赖于人们心理感情上的信念。相反，米塞斯像之前的康德一样很是强调这个事实，就是发现这些公理总是比发现某些观察性的真理比如树上的叶子是绿的或者我6英尺3英寸高需要更多的辛勤努力。50 当然，是没有人能够不自相矛盾地否认他们的有效性这个事实确保这些原始公理的不证自明，因为在你试图否认他们的时候，你已经预先承认了他们。
米塞斯指出他称之为行为公理的公理全部满足这两个要求，行为公理宣称人类要行动，人类执行有目的的行为。51 很明显，这个公理不是来自于观察，相反而是来自于内省理解，因为你观察到的仅仅只是人类身体的运动，你观察不到到像行为这样的东西。而且这个内省理解的的确确实不证自明的。它的正确性是无从否认的，因为否认自身也是一个行为的范畴。但是这是不是太平淡琐碎了？而且经济学和这又有什么关系呢？当然有关，人们以前就已经认识到，诸如价格，成本，生产，货币，信用等的经济学概念和行为着的人这个事实有着某些关系。但是所有的经济学知识能不能以这个琐碎命题为根基并在此基础上重建，如何重建，确实仍不清晰。米塞斯最伟大的成就之一就是确切地指出：心理上琐碎的行为公理自身在心理上不是不证自明的，但行为公理蕴涵深刻的洞见，正是这些洞见为经济学命题是正确的先验综合判断提供了基础。
的确，一个行为者的每个行为都在追求一个目标并没有心理上的证据；不管这个目标可能是什么，行为者在追求它这个事实揭示出他在其开始行动时必然认为这个目标比所有其他目标相对更有价值。经验不足以告诉我们，为了达到最有价值的目标，行为者必须提前采取或者决定不采取行动来达成随后的结果，行动当然是有意图的行动；这些行动必须采取一些稀缺的方法也不是明显的，至少行为者的身体，它占有的空间和行为所需要的时间都是稀缺的。这些方法对行为者来说也是具有价值的–其价值来源于目标，因为行为者为了有效地达到他的目标他必须认为采取这些方法是必要的；而且只能相继地采取行为，这意味着总要选择，比如在某个特定的时刻开始执行某一连串的行为来完成对行为者来说具有最高价值的目标，同时放弃追求其他具有较低价值的目标，这也不是不证自明的。不得不选择的结果就是在目标之间会偏好某一目标—因为不可能同时实现所有的目标—每一次行为就意味着成本的产生，比如说放弃不能实现或者必须延迟实现的排名最高的其它目标所带来的价值损失，因为实现这个目标需要的方法也可以被用来实现其他更有价值的目标。这也不是自动清楚的。最后，对行为者来说，在其行为的开始，行为者总是认为目标比成本更划算，而能够得到利润，比如说结果比放弃的机会价值更高，尽管每一个行为不可避免总要面临损失的可能，如果行为者在回顾的时候发现，和他的预期相反，事实上他达到的实际结果比他所放弃的目标价值为低。这也不是显而易见的。
我们知道的所有这些经济学的核心范畴–价值，目标，手段，选择，偏好，成本，利润和损失—都蕴涵在行为公理里。就像行为公理自身一样，这些概念都不是来自观察。相反，一个人需要其已经知道这些范畴对行为意味着什么才能够用这些范畴去解释观察到的现象。一个人如果他不是一个行为者，他就不会理解它们，因为它们不是“给定”的，准备被观察的，相反就像行为者产生形成它们一样，观察经验被它们所描述。尽管它们及它们之间的关系不是明显地孕蕴涵在行为公理里，但是只要它们蕴涵及如何蕴涵在行为公理里这一点被明确，一个人就再也没有困难去认识到，就像公理一样，它们在相同的意义上也是先验正确的了。因为任何一个试图驳斥米塞斯所重建的行为这一概念所蕴涵的范畴的有效性的人都必定有一个目标，需要手段，排除其他行为，产生成本，行为者要遭到达到或者没有达到预期目标的可能及由此产生的利润或者亏损。因此显然永远不可能驳倒或者证伪米塞斯洞见的有效性。事实上，行为的范畴不是真实存在的状况本身就永远不会观察到或者谈到，因为观察和谈论就是行为。
关于人类行为学以及组成米塞斯伟大见识的所有正确的经济学命题，都可以从关于行为及其范畴的意义的无可辩驳的正确的原始知识出发，通过形式逻辑的方法演绎出来。更确切的说，所有正确的经济学定理都包含（a）对行为意义的理解，(b)一个状态或者改变状态—假设是给定的或者看做是给定的—并用行为-范畴术语描述，和（c）后果的逻辑推演—再次用这些范畴语言—-就是行为者在此状态或者改变的状态下行为的结果。以边际效用定律为例来说，52假如行为人认为每一单位财货具有相同的有用性，行为人面对一额外单位财货供应（一个稀缺的手段）的增加，总是更喜欢更能满足他的东西，边际效用定律就来自我们关于这一事实的无可辩驳的知识。这一额外单位的财货作为手段只能用来满足消除比前一单位财货满足的较低价值的目标更不急需的不适，沿着这一逻辑必然就推到边际效用定律。其他经济学命题和边际效用定律的情况没什么区别，假如在推理的过程中没有缺陷，那么经济学推论得到的结论必然是先验正确的。这些命题的有效性最终只能追溯到不可辩驳的行为公理。像经验主义那样认为，这些命题的有效性需要经验的连续不断的检验是荒谬的，是智力完全混乱的标志。像历史主义那样相信，经济学完全没有恒定不变的关系，仅仅只是处理偶然的历史事件，同样是荒谬和混乱的。这样说的言外之意就是，经验主义和历史主义的陈述都是错误的，就像一切有意义的经济学命题已经预先承认行为和关于行为范畴的意义的知识一样。
对米塞斯关于经济学基础问题答案的解释，上面那些已经足够了。现在我将开始我的第二个目标：解释人类行为学为什么及如何也给认识论提供了基础。米塞斯已经意识到这一点，而且他确信这一认识对理性主义哲学具有重要意义。尽管米塞斯没有系统化地论述这个问题。米塞斯关于这个问题的简要评述不是很多，而且散布在他大量的作品里。53因此，接下来我必须开垦新的领地。
我通过引入另一个先验公理，并澄清它和行为公理的关系，开始我的解释。这一理解是解决我们问题的关键所在。第二公理就是“先验论证”（a priori of argumentation）公理，它认为人能够论证，因此知道真理和正确性的意义。54像行为公理的情形一样，先验论证不是来自于观察：只能观察到言语行为，为了把这些行为解释为有意义的论证需要先验的内省认知。就像行为公理一样，先验论证公理的有效性是不容置疑的。不可能否认一个人能够论证，因为这一否证本身就是一个论证。事实上，一个人甚至不能默默地对自己说“我不能论证”而不自相矛盾。一个人不能论证说我不能论证。一个人知道一个真命题或者主张的意思，他不能驳斥它而不隐含地宣称这个命题的否命题是正确的。
不难发现关于行为和论证的这两个先验公理是密切相关的。一方面，行为比论证更基本，在行为存在的基础上才会出现论证的想法，正如论证仅仅只是行为的一个子类。另一方面，认识到关于行为和论证以及它们之间的相互关系也需要论证，因此，在这个意义上，必须认为论证比行为更基本：没有论证，我们也不能说关于行为的任何知识。虽然人们可能不会认为行为是先验于任何论证的，事实上论证的可能性的前提就是行为。就像观点是在论证中揭示，如果一个人已经知道行为以及行为中包含的知识意味着什么，它的有效性只有在论证的过程中才能清晰地讨论。一般行为和特殊论证这两者必须被认为是先验知识逻辑上纠缠在一起的。
先验行为和先验论证之间的关系意味着：传统上，认识论的任务被认为是形成先验正确的可以认识的命题，以及不是先验知识对象的可以认识的先验命题。就像我们已经做的那样到，一经认识到知识是在论证的过程中出现和确认（decided）的，而且这是无法否定的，一个人就可以更精确地重建认识论的任务，形成不可反驳的真命题，这些命题的真理性已经在他的论证过程中蕴含了，因此无法否证；从无法如此确立有效性的命题中缩窄先验知识的范围，那些命题还需要额外的，随机的（contingent）信息才能确证，或者根本不能证明，因此贬义上说（in the pejorative sense），它们只不过在用形而上学的术语来描述形而上学的命题。
那么，论证的事实意味着什么呢？对于这个问题，对先验论证和先验行为之间不可分的（inextricable）相互联系的探究提供了这一问题的答案，在一般意义上，论证是行为的前提，论证中包含的论点和知识就是行为者的，这是无法辩驳的。而且更特别的是，知识本身就是行为的范畴，知识的结构必然被知识在行为范畴的框架内所起的特殊作用所约束，而且无论什么知识都永远不可能否定这一结构约束的存在，这些都是无法否定的。
在这个意义上，人类行为学所包含的洞见必须为认识论提供基础。知识的范畴和我前面已经解释的从目的到手段的范畴区别很大。我们通过我们的行为试图达到的目的，为达到目的而采取的手段，都是稀缺的价值。我们目的附属的价值是消费的对象，在消费的过程中被消耗掉（exterminated）和破坏掉，因此永远必须生产新的产品。而且，也必须经济地实施手段。然而，不管一个人是否把它作为手段或者目的自身，对知识来说，就不是这样的。当然，知识的获得需要稀缺的手段——至少需要一个人的身体和时间。一但获得知识，知识就不再稀缺。知识不会被消费掉，作为服务的手段也不会减少。知识一存在那里，只要人们没有忘记它，它就是不可磨灭的资源，而且拥有持久的价值。55 然而知识不是免费的物品，它不像正常情况下空气是免费的物品那样。知识不仅是每一个行为的精神成分(ingredient)，空气就不是，而且更重要的是，知识是验证（validation）的对象，也就是说，在行为者行为的范畴框架不变的约束中知识必须起到正面的作用。鉴明这些约束是什么和一个人可以知道多少知识的结构是认识论的任务。
认识到知识结构的人类行为学限制可能不会像其本身的重要意义那样立马震撼到一个人，但是它的确含有高度重要的启示。首先，在这个认识下，理性主义哲学的一个一再遇到的困难得到解答。对莱布尼兹-康德传统的理性主义的一个经常性的争论是理性主义多少有些唯心主义。认识到正确的先验判断不可能来自于观察，理性主义回答了通过能动精神是如何可能获得先验知识的问题，同时反对洛克和休谟传统的经验主义观所认为的那样精神是被动的，镜像式的。根据理性主义哲学的看法，正确的先验判断建立在对思维原则运用的基础上，而不可能认为是对其它事物的运用；根植在主动头脑（active mind）的范畴上。现在，像经验主义者将急切地指出的那样，对这一命题的明显批评是，如果的确是这样的，那么将无法解释为什么这些精神范畴要和现实吻合。如果不这样的话，为了宣称先验知识应该包含关于现实结构的全部信息，人们将被迫接受荒谬的唯心主义假设，不得不认为现实是精神的创造。很明显，在面对理性主义哲学家的纲领性声明诸如康德下面的话：“到目前为止必须假设我们的知识应该符合现实，” 时，把康德的话改是“观察到的现实应该符合我们的精神。”56就是正当的了。
认识到知识结构性地被它在行为范畴的框架里的作用所限制，给这一控诉提供了解决方案。因为一认识到这一点，理性主义哲学的所有唯心主义暗示都消失了，而且一个宣称存在正确的先验判断的认识论立刻成为一个现实的认识论。理解被行为范畴所限制，内部精神世界和外部真实物质世界之间貌似不可逾越的鸿沟连接在一起。因为被限制，所以先验知识必须是作为现实结构反映的精神事物，因为可以这么说，只有通过行为，精神才能接触到现实。行为是一个物理实体在物理现实中由认知指导的适应活动。因此，毫无疑问，行为者的知识存在必不可少的结构性限制，先验知识必须符合事物的性质。这个知识的现实特性宣告，事实上一个人既不能认为它是什么样的，而且事实上也不能废除它的真理性。
除了以行为者通过物理实体的方法行为的模型代替传统理性主义者认为的主动头脑模型这一一致看法之外，意识到认识论的人类行为学基础还有更多特殊的启示，它意味着先验知识立刻就成为实际知识（如此实际以至字面上可以认为是无法驳斥的）。更特殊的是，照这种观点看，给少数理性主义哲学家提供了决定性的支撑，这些理性主义哲学家反对经验主义的时代精神，而且固执地坚持在各种哲学的前线（fronts），认为现实世界的先验正确命题是可能的。57 而且，认识到知识结构的人类行为学约束，各种理性主义者的努力（endeavor）系统性地综合为一个统一的理性主义哲学。
只要明确理解了知识作为特定范畴的行为显示在论断里，立刻就会明白，为什么理性主义信仰者（perennial rationalist）认为逻辑规律是现实的先验正确命题的确是正确的，不是像经验主义者-形式主义者认为的那样是随机选择符号的转变规则的动词操作（stipulation）。逻辑规律从最基本的命题开始，比如，命题逻辑和连词（“而且”，“或者”，“如果，那么”，“否定”）和量词（“存在”，“所有”，“某些”）。思考的规律和现实一样多,因为这些规律有行为的最终基础，而且任何行为者都不能置身事外。在每一个行为中，行为者为了能够做出选择，就要鉴别特殊状况而且以这种方式而不是另一种方式把它分类。就是这些最终解释了最基本命题的结构（比如“苏格拉底是一个人”），这一命题要有一个适当的名字，一个适当的命名或者鉴别事物的表达，一个确定或者否定已命名或者已鉴别事物某些特定性质的预测；而且这也解释了逻辑的核心：同一律和矛盾律(the laws of identity and contradiction)。行为和选择的这一普遍特性也解释了我们对“存在”，“所有”，“有些”，“而且”，“或者”，“如果-那么”，“否定”范畴的理解。58 当然一个人可以“说”某一事物可以同时是a和非a，或者“和”（and）是这个而不是别的另一个。但是一个人不能违反矛盾律；而且一个人不能违反“和”的实际定义。就是因为我们在物理空间里用我们的物理身体去行动，我们总是（invariably）确信矛盾律，而且总是显示“和”和“或”含义的正确的构造知识。
同样，就像理性主义者一直所认为的那样，代数是一个先验学科而不是一个经验性学科，现在已经被认同（discernible）。目前主流的经验主义——形式主义传统认为，代数是根据武断的转换规则对武断定义的符号的操作，因此完全缺乏任何实际意义。这种观点明显认为代数只是娱乐而已，尽管它可能很精巧。但代数在物理学中应用的成功对它们来说是智力上的难堪（embarrassment）。事实上，经验主义——形式主义不得不把这一事实简单地解释为一个奇迹。然而，只要理解了代数的人类行为学或者变换（operative）（用最著名的理性主义哲学家——数学家保罗.罗伦兹和他的学派的术语说）或者建造主义特征，很明显这不是奇迹。代数及其作为先验综合智力学说的特征根植于对我们重复行为（repetition of action）的理解。更精确地讲，它依靠我们对“从现在的结果开始，这样做——再这样做”含义的理解，而且代数在处理现实的事物：处理建构的或者建构性的同样单位的事物。它说明在这些单位之间是什么关系，因为它们是根据重复规则构造的。保罗.罗伦兹已经详细说明了，并不是所有目前认为是数学的命题可以被构建性地建立，这些部分理所当然被认为是：人类行为学上无意义的符号游戏。但是这些应用在物理学里的所有数学工具，比如，古典分析工具，事实上都可以构建性得到。它们不是经验性无意义的符号，而是关于现实的正确命题。只要（insofar as）它由一个或者更多区分单元组成，而且只要这些单元通过“再这样做，对构建或者鉴别的另一个单元重复先前的操作”，它们就能应用在所有事物上。59 而且，一个人当然可以说，2加2有时等于4，有时等于2或者5，而且在现实世界，狮子加上羊羔（lambs）或者兔子，这可能是正确的，60 但是在行为的现实里，在对鉴别或者构建的这些单元的重复操作中，2加上2不可能是任何东西只能是4，这一真理不可能被推翻。
而且，古老的理性主义宣称，几何，具体说欧几里得几何是先验命题，而且包含了关于空间的实际知识，这支持了我们关于知识受到人类行为学约束的观点。自从非欧几何的发现以及特别是爱因斯坦的引力相对论，主流观点再次认为几何是经验主义和形式主义的。它认为几何学或是经验，后验物理学的一部分，或是经验上无意义的形式主义。然而说几何学只是游戏或者永远要接受经验的检验，这和下面的事实似乎有着不可调和的矛盾。欧几里得几何是工程和建筑的基础，而且没人认为这些命题只是理论性正确的。61 认识到知识被人类行为所约束解释了为什么经验主义——形式主义观点是不正确的，为什么欧几里得几何在现实经验中的成功不是一种巧合。空间知识也包括在行为的意义里。行为是物理实体在空间中的实现（employment）。没有行为，就没有空间关系的知识，也没有测量的知识。测量是把某些事物和一个标准比较。没有标准，也就没有测量；而且没有测量，那也就没有能够证伪标准的测量。很明显，最终标准必须由构建物体在空间中运动和一个人运用自己的身体来测量所蕴含的名词来定义，而且要符合嵌入其中的空间构造原则。保罗.罗伦兹一再详细解释到，欧几里得几何只是我们对如点，线，面和距离等同质基本形式所蕴含的理想名词的重构，点线面距离总是完美，但是总是完美地提现在最基本的空间测量仪器中如测尺。很自然，这些名词和描述性含义不能被任何实际测量结果所证伪。相反，正是它们使得在空间上物理测量成为可能，这一事实也证明（substantiated）了它们认知上的有效性。任何实际测量的前提必须假设名词的有效性，这些名词引导一个人测量标准的构建。在这个意义上，几何学是一个先验科学；而且它必须同时被认为是在经验上有意义的学说，因为它不仅是描述任何实际空间的前提条件，而且是在空间中进行任何主动定位（orientation）的前提条件。62
认识到知识的人类行为学特性，这些关于逻辑，代数和几何学性质的观点就集合和嵌入在认识论二元论体系中。63 对二元论者的最终判断也依赖知识的人类行为学性质，比如二元论宣称，存在两个领域的智力探索，这些智力探索需要在范畴上区分处理和分析的方法，这也是先验的。这也解释了为什么我们必须区分两类物体，一类是范畴上因果相关，另一类则相反，范畴上目的相关。
在我对人类行为学的讨论中，我已经简扼地指出，因果性是行为的范畴。所谓因果性是指存在着无论什么时间都成立的恒定不变的原因，这正允许人们根据事件间的关系，把过去的经验观察投入(project)到未来中。自休谟始，经验主义者就认识到，因果性根本就没有观察基础。在事件和事件之间，一个人不可能观察到它们之间的连接。即使他能观察到，也也不能证明这一连接在任何时间都成立。相反，正如我们对行为的理解所隐示的那样，因果原理必须理解为对外界观测世界的交涉（interference），为了产生事物的不同、特定（prefered）状态divert事件的自然原因，比如使本不会发生的事情发生，因此先提条件就是意识（notion）到这些事件通过时间无关的操作原因彼此相关。考虑到他对前期的干扰随后产生的结果的特定的假设，行为者可能会出错。但是不管他是成功还是失败，不管先前的成功或者失败会不会改变，任何行为的前提是，存在(as such)这些永恒连接在一起的事件，即使行为者不能预先知道某一特殊事件的特定原因。没有这一假设，也不可能把两个或者更多观察经验作为彼此证实或者证伪的范畴，也不能把它们解释为逻辑上(incommensurable)的事件。只有因为存在时间不变的操作原因，并已经如此假设，人们才能面对（encounter）检视确定或者证伪观察证据的特定时刻，或者行为者才能通过区分他成功和失败的行为，并能通过确证和证伪他先前的知识从而从过去的经验中习得知识。只有通过在成功和失败之间行动和区分，因果原则的先验正确性才能确定；即使有人尝试去反驳，他也不可能成功反驳因果原则的有效性。64
把因果性理解为行为的必要前提，立即也意味着其应用的范围必然先验地和神学的范畴不同。是的，这两个范畴是严格互斥和对立的。行为的前提是因果性的结构化的观察现实，但是我们理解这些结构的行为事实自身却不是因果构造的。相反，它应该被归为目的指向的有意义的行为，属于神学范畴。事实上，一个人不能反对也不能否定（undo）下面的看法，存在范畴上属于两个不同领域的现象。因为否定这一看法的意图的前提是，这些因果相关的事件行为（qua actions）需要在观察的现实中发生，而且为了把这些观察到的事件解释为否定某个事物，要求存在意图性而不是因果性相关的现象。因果或者神学一元论都会走入一个公开的悖论，因此都不合适。这一悖论是：物理上称述任何一个主张，宣称说了什么有意义的事情，这种情况事实上同时讲了不可否定的对立的两面，既是因果也是神学的现象。65
不是行为的所有事情必需是因果范畴的。除非是因果性构造的，是根据逻辑，代数和几何命题范畴构造的,没人知道哪类现象是先验的。66 适用这一范围的其它别的现象必然是随机观察，因此代表的是后验知识。特别的是，两个或者更多特定的观测事件之间是不是因果相关的，关于他们的知识是后验的。很明显，这样描述的现象通常认为落在实验自然科学的领域。
相反，作为行为的所有事物必须是神学范畴的。这一领域的现象也是被逻辑和代数规则所约束。但是它不被几何学规则所约束，因为几何学规则包含在我们测量空间物体的仪器中，因为离开对观测事物的主观解释也不可能有行为；因此只能通过自省理解而不是空间测量来区分他们。测量从也不能区分因果相连事件的行为，但是能区分在手段和目的范畴框架里相连的事件。
一个人不能先验地知道特定的价值，选择以及某些行为者的成本是或者将是什么。这完全是后验的经验知识的领域。事实上，一个行为者将要采取什么特定的行为依靠他对观测现实和（或）其它行为者行为的知识。而且很明显，认为可以依据时间无关的因果预测到知识的这些状态也不可能。在行为者实际获得知识之前，他不能预测他将来的知识，而且只简单地通过他能区分成功和不成功的预测就能说明他必须相信自己能够从不成功的经验中学习，尽管以一种未知的方式。因此，关于特定行为的知识只能是后验的。而且因为这些知识必须包含在行为者自身知识之内，这是每一个行为的必要成分，行为者知识的每一个改变能够影响其将要选择的未来某个行为，神学知识也必然是可以重建的，或者是历史知识。它只能提供事后的（ex_post）解释，这些解释对未来行为的预测没有任何系统的意义（bearing），因为，在原则上看，依据不变的因果作用，永远预测不了知识的未来状况。很明显，对行为的后验和重建这一科学分支（delineation）适宜于对像历史和社会科学这些学科的一般描述。67
一方面，任何这方面的解释不可避免地以目的和手段，选择和成本，利润和损失等知识术语来构建，这些解释也必然重构行为者的知识。第二，因为就像米塞斯认为的那样这些明显是人类行为学的范畴，这些解释也必须被人类行为学规律所约束。这些就是行为领域认为是先验正确的东西，随后对历史或者社会学解释提供约束。而且就像我已经解释的那样，因为这些规律是先验的，他们也必须对未来的行为施加逻辑约束。独立于行为者可能获得的未来知识的任何特定状况，只考虑这个状态应该是什么样这一事实，他们都是有效的，它必须用行为范畴的术语来描述。这样理解行为，人类行为学规律就必须和行为科学领域的所有预测知识同时外延。事实上，暂时忘记，几何学是一门先验科学最终根植于我们对行为的理解，(in so far）人类行为学可以认为是更基础的认知学科，人类行为学在整个认识论体系里的特殊作用有些类似于之于几何学。人类行为学对行为学世界就像欧氏几何对观测世界（非行为）。就像包含在我们测量仪器里的几何学约束了观测世界的空间结构一样，人类行为学同样约束了行为学世界可能实践的事情的范围。68
通过把人类行为学放在适当的位置，我已经完整地把理性主义哲学体系最终建立在行为公理上。本文的目的也是重新确认米塞斯的主张：经济学是人类行为学；人类行为学是不容置疑的；经验主义或者历史学派-诠释学派对经济学的解释是自相矛盾的。我的目标还在于表明，米塞斯对人类行为学性质的洞见同样为传统理性主义哲学的成功重建和系统性的综合提供了恰当的基础。
对理性主义哲学家来说，这可能意味着他应该仔细考虑人类行为学。因为知识结构的行为学限制的洞见提供了智识上反驳怀疑主义和相对主义缺失的环节。对米塞斯传统的经济学家来说，我认为，这意味着他应该明确地认识到他在西方理性主义更广泛传统上的位置；而且他应该学着把这一传统提供的洞见综合起来，为人类行为学和奥地利学派经济学建立一个比伟大的米塞斯建立的更引人注目和深刻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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