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重新解释了西方世界在近代的兴起（公元500-1700年），在此之前已经有很多关于西方世界兴起的解释，其中包括技术变革（科技革命带来工业革命）、人力资本投资（发达国家的经济增长率高于发展中国家，两者之间的差距不断扩大）、市场信息成本下降、规模经济（以及由此延伸到人口规模扩张）。但本书作者认为，包括科技创新、规模经济、教育以及资本积累等因素并不是经济增长的原因，它们本身就是增长。那么究竟经济增长的原因该是什么呢？ 其实，对西方世界兴起的解释，也同时应该能够回答近代东方为何落后的问题，即李约瑟之谜。另外，对这个问题的回答，也有助于我们采取措施，来促进未来经济的进一步增长。
书中，作者给出了近代西方世界兴起的另外一种解释，即有效率的经济组织才是经济增长的关键。有效率的组织要求
适当的制度安排和明确的产权，（财产权终究要嵌入一个社会的制度结构之内）这样才能够创造激励，把个体的经济努力汇聚成能够使得私人收益率接近社会收益率的经济活动。反过来讲，如果一个社会没能实现经济增长，则是因为她没有为经济创新提供激励。在此，需要说明的是，此处所说的“经济增长”是指人均收入的长期增长。
实现此定义下的经济增长的路径有两条：一是人均生产要素实际数量增加，二是一种或几种生产要素的效率提升（可能是生产要素的质量提升、不确定性和信息成本导致的市场失灵减少、组织变革克服了市场失灵）。作者认为，第一条路径本身就是经济增长的结果，真正实现经济增长的路径只有第二条。
接下来的问题是，既然可以通过投资和创新实现经济增长，为什么有些社会就是不能实现合意的经济增长？作者认为，关键在于这个社会是否能够出现有效率的经济组织，同时能够激励个人去从事合乎社会需要的经济活动。必须设计出某种机制使得社会收益与个人收益趋近于相等（用经济学术语讲，设计出降低甚至消除外部性的制度(财产权)）。
既然界定和完善这样的财产权制度就可以实现经济源源不断的增长，那么影响这类制度出现的因素是什么？为什么在历史上财产权利不能演进到使个人收益与社会收益相等的程度？原因有二：（1）缺乏必要的技术区阻止“搭便车”和/或强制“第三方”承担起应承担的在交易成本中的份额（政府悬赏发明精密计时仪器，鼓励人们探索的权宜之计与后来的专利制度）；（2）对于任何团体和个人来说，创设和实施财产权的成本都可能超过收益（向海盗行贿VS打击海盗、西班牙的“羊主团”）。财产权终究要嵌入一个社会的制度结构之内。新财产权的创立需要新的制度安排，它规定和明确了不同经济主体之间的竞争与合作方式。
具体制度举例：有助于实现规模经济的制度（创办股份公司、新兴企业）、鼓励创新的制度（奖金制度、专利法）、提高要素市场有效性的制度（圈地、汇票的出现、废除农奴制）、减少市场不完全性的影响（保险公司）。这些制度安排能够起到提高效率的作用。有些制度无需改变现行财产权、有些制度安排则包括在新财产权的创造过程之中；有的制度安排必须由政府来完成，有些则由自发性的组织创造。
当然，组织的建立，需要付出成本，成本往往与加入协议的人数有关
（由此，人口增长是导致制度创新的主要参数）
。当创造新制度带来的私人收益超过成本时，新制度便被创造出来。
本书给我留下的最深刻的一个印象是人口的“一减一增”带来的奇特效果。随着人口的增加，原来的庄园人满为患，人均产出不断下降的。为解决新增人口的吃饭问题，新的土地被开垦出来，同时新的庄园被建立用以保护当地生活和生产。由于各地资源与气候条件不同，农牧业产业内容不同，贸易开始出现（新庄园的增加压缩了强盗行径，为开展贸易提供了客观保障）。进一步，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开始向更加专业化的生产转变（各地基于自己的自然资源禀赋优势开展专业生产），同时，庄园主开始接受以货币取代劳役，以货币雇佣专门的军队。随着人口的进一步增加，土地密集型产品的相对价格开始上涨，作为生产资料之一的土地价格开始上涨，无论是领主还是农民都开始寻求排他性更强的土地使用方法，同时对他人使用自己的土地施加更多限制（一方面，通过提到土地租金价格限制低附加值产品的生产；另一方面，寻求改变原来契约安排的动力增加）。到了13世纪，农民的生活出现了明显下降。
随后，1315-1317年出现了大饥荒，1347-1351年的鼠疫和肺炎导致了人口的大幅度下降。劳动力工资率开始上涨，农产品价格下降，农民的生活得以改善，与此同时，劳动力的地位提高，开始获得对自己占有土地的排他性权力。人口下降同时也对贸易和商业产生了不利影响，导致一些“防御性”的制度安排出现（如维持垄断贸易、行会制度）。
到了15实际后半叶，人口重新开始上涨，封建社会的基本结构被瓦解，商业和贸易开始新一轮的繁荣，向新大陆移民和生产率提高缓解了农业收益递减的影响。但是，农产品价格提高以及由此导致的地租更快提高，促使人们再度发力，清除了土地共有产权制的一切残余（英国进入圈地运动时代）。此种情形一直延伸到16世纪，西欧商业继续繁荣壮大，
不断开拓的国际市场产生对资金的更大需求，股份公司及其它旨在化解资金筹集困难和经营风险的制度得以安排并推广开来（办法总比困难多）。随之而来的逻辑是，创立一个法律体系，为无形资产的所有和交换等方面提供更有效的产权保护。
这最后一步看似简单，实则远非如此。不同地区出现过形形色色的实验相距甚远。
作为其他一切变革的基础的，是市场经济扩展所引发的民族国家的形成及其演化。（这一时期的技术进步，尤其是火药的传入，使得欧洲原来最有效的军事单位的最优规模扩大了。为了维持扩大后的军事规模，政府需要获得更多的财政收入。由此，贸易增长成为欧洲每一个君主最关注的头等大事）
为增加收入，不同国家的政府会采取不同措施。至于采取了哪种措施，这主要取决于政府在宣布拥有垄断权力时实际可以运用的权力，这反过来又会在不断发展的经济的结构上留下不同的印记。
西班牙、法国VS英国、荷兰
杨小凯：中国没有宪政
林毅夫：近代以来的中国知识分子都去度八股文了，缺乏职业的科学家
Jared
Diamond：中国的大一统导致中央的一个错误决策就可以整个国家陷入落后之中，如郑和下西洋之后的海禁政策
赵冈：高水平均衡陷阱。中国农业太发达了，导致有太多人口。太多人口导致持续的粮食压力。于是中国的技术进步主要发生在农业领域。
鲍吾刚《中国人的幸福观》：中国人很早就意识到“天伦之乐，天人合一”等生活技巧，并不过于依赖物质财富，因此导致了各种无欲无求思想的萌发。这些思想影响了中国人的行事方式，注重人伦制度而轻技术财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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