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史为鉴”同样适用于黄宗智《华北》和《小农》的实用价值，虽然这两部书是经济学著作，而非历史学著作。《长江》一书溯源了长江三角洲小农经济和乡村发展，所提出的“内卷”一词被沿用至今。作者先写的华北，后写的长江，在长江一书中，对比了长江与华北的差异。
无论是长江还是华北，均践行了作者实践社会科学的理念，强调基于实践的抽象理论建构。“实践是生成于研究对象国家自身的历史、社会、经济与政治的情境、视域和话语内的”。基于满铁调查资料、地方档案以及作者的跟踪调查，作者发现，无论是基于马克思主义生产方式的分析、还是西方主流的形式主义经济学（舒尔茨）的分析，均不能有效解释中国的农村经济和家庭经济。
《华北》对比分析了经营式农场与小规模家庭农场，发现两者最主要的区别在于规模不同，而在资本投入、技术、亩产量等方面并没有显著不同，这或许会改变人们倾向于认为的基于规模经济，经营式农场单位产出更高的观点。为什么会这样呢？作者借助实质主义理论进行了解释，认为小规模农场会不计边际收益递减的规律来利用劳动力提高单位面积的产量（如种棉花），而经营式农场会考虑雇工的成本以及监督成本（一般不超过200亩）。更进一步，这意味着并不能说经营式农场是资本主义型的突破型生产方式或发展模式，同时也不能说就爱听农场是落后的“封建主义生产方式”。
进入《长江》，作者发现这里的小农家庭又取代了华北地区的小农家庭农场，呈现出另一种经济逻辑。即小农户能够承受“资本主义”单位所不能承受的人地压力，利用家庭辅助劳动力来从事低于生存回报的辅助性生产性活动，以维持在更小块土地上的生存，并支撑更高度的商品化（棉花–纱–布与桑–蚕–丝，劳动数量达到水稻的18倍和9倍，而收入是3到4倍）。作者称这种没有（单位劳动报酬）发展的（总产量）增长。
基于斯密和马克思的观点，小农经济相比于规模化的农场是落后和无效率的，最终要被后者所替代。然而，以恰亚诺夫和舒尔茨为代表的小农经济理论则认为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小农经济可能持续存在。以上两书证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和形式主义经济学均不能帮助我们理解中国人多地少的基本国情，以及在此前提下的小农经济和资本主义经营模式。“倒是实质主义（恰亚诺夫）的第三理论洞察到了小农经济的特色”。无论是百年前的耕作与副业，还是今天的耕作与外出，本质上都是通过非农就业来减少单位土地面积上的“内卷化”压力。
基于恰亚诺夫的分析，他主张对小农经济的改造是采取农民自愿组成小型合作社，这样既可以避免小农生产的弊端，同时又能够避免大规模机械化农业产生的官僚主义（人民公社），以及资本主义的社会分化和垄断倾向。
同最近看过的《天朝的崩溃》与《筚路维艰》类似，道理说起来似乎很简单，但背后材料的收集、整理、分析、思考与总结包含着作者大量的心血。这种十年功夫尤其值得我们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