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较优势与后发优势同属于相对优势,都是发展中国家实现经济起飞,追赶发达国家的重要途径。
  比较优势最早由李嘉图提出,反映的是某一时期的不同国家之间的某种要素的“丰裕”程度,包括“技术比较优势”(李嘉图)、分工与交易成本比较优势(杨小凯)、规模收益比较优势理论(克鲁格曼)、和“要素丰裕度比较优势理论”(赫克歇尔-俄林,H-O模型)。
  然而,落后国家发挥初级要素比较优势,不一定就能使其拥有比发达国家更高的增长率,它们能增长多快,持续多长时间,主要取决于(1)初级要素的初始价格,决定了初始的成本优势(2)初级要素的丰裕程度,决定了一种比较优势可以持续存在的时间。
  后发优势的概念是由俄裔美国历史学家格申克龙提出来的,基本逻辑是后发国家在开始工业化的过程中,可以直接利用发达国家已有的成熟技术、知识、商业模式、以及制度与管理,不必重头开始,从而节省大量研发成本、试错成本,实现更快增长。后发国家发挥后发优势的过程,也就是吸收发达国家“技术扩散”的过程,具体包括:留学与科技交流、外国直接投资、信息搜集与模仿、购买专利以及物化的知识(包括技术设备、中间产品、聘用外国专家等)。
  后发优势理论真正被主流经济学接收始于“内生增长理论”的提出,罗默与卢卡斯通过援引斯密的分工导致“熟能生巧”理论、马歇尔的(经济体内)“知识外部效应”、阿罗的“干中学”、罗默的“知识溢出”,把“知识内生增长”的理论发扬光大,认为知识溢出导致知识存量只增不减,从而解释了发达国家经济的持续高速增长。需要说明的是,罗默扥人把“资本”的概念进行了一般化处理,认为一切可以再生、可以在积累起来后在今后加以利用的东西都看作资本。
  至此,比较优势与后发优势的差别变得清晰:比较优势指的是能否利用好现有要素,根据自己现有要素结构“选对产业结构”;而后发优势理论则是通过学习、引进、消化、吸收,通过更多外部要素的额“溢入”,更快地增加知识和技术要素,从而更快地提升要素结构本身!
  回到现实问题:落后国家怎样才能比发达国家增长的更快,从而缩小与发达国家之间的差距?考虑到追赶是一个长期的过程,因此需要同时发挥包括比较优势和后发优势在内的比较优势:比较优势决定了初始的增长速度,后发优势则决定了初期较高增长速度的持续时间。如果说初期的比较优势是外生的,则后发优势则是内生变量,需要后发国家采取相应措施实现后发优势。获取后发优势的主要途径是学习、引进、消化和吸收,对此,后发国家要畅通以上途径,通过制度改革、教育规划、社会变革等来为发挥后发优势提供适宜环境。需要注意的是,落后国家在发挥比较优势的同时,发达国家也在发挥比较优势。发达国家的比较优势为“优质要素的”比较优势,可以依靠不断产生的“可积累、可再生”的知识增量试下经济持续增长,且还不时发生一些革命性的科技创新实现更快的增长。相比之下,后发国家通过发挥比较优势,内生地产生“产业结构升级”的需求后,会遇到“产业特质要素”缺失的障碍,即现有产业条件下的物质资本、人力资本、技术和知识等要素无法满足新产业所需要的需求,从而形成特定要素缺失的现象。克服此类问题,需要“后发优势”的协同,即通过引进、购买、模仿、消化吸收等先进金属,包括进口设备和中间产品。
  基于以上分析可知,当前发达国家利用“非市场手段”来遏制后发国家的发展,主要是阻断其利用后发优势学习、引进、吸收各类先进技术和知识的渠道。

  [1]樊纲.比较优势与后发优势[J].管理世界,2023,39(02):13-21+37+22.